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是克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弊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形势的必然选择。跨部门合作治理建立在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以及共同的价值目标之上,而且离不开一定的行政安排。通过建立一系列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形成新的合作治理结构,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举措。

地方党报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以焦作日报民生诉求互动平台“焦我办”为例

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深入推进,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向“新闻+政务服务”转型,在畅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搭建多样化社会治理平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河南焦作日报媒体融合、跨界创新,与焦作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网站共同运维民生诉求互动平台“焦我办”,深度介入社会治理、传递社情民意、探索民生互动,探寻地方党报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以苏州正荣书院项目为例

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迁移速度日益加快和人口规模的日趋庞大,生活节奏和方式的不断变迁,给社区的传统功能和管理方式带来挑战。现实呼吁社区治理必须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向多参与主体模式转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带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创新和活力。

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随着经济一体化、城市一体化的发展,区域警务合作成为维护城市治安稳定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热点问题。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更能凸显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更能引领警务合作的趋势。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不仅仅是区域公安机关与合作组织和成员之间制定条约的事务,而是体现了一种警务合作发展的进程。随着警务实践活动的发展,区域警务合作将以持续的、动态的态势不断出现新模式和新方向。

浅析煤炭企业供应物流的管理创新

煤炭企业实施物流创新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客观需要,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最大利润源泉的有效手段。本文简要分析了当前煤炭企业供应物流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实施供应物流管理创新的现实意义,提出了必须实施供应物流流程再造,构建适应现代物流要求的新型集中管理体系,改革相应配套管理制度,进一步拓展供应物流业务范围,积极谋求跨地域、跨行业的社会资源共享和链式经营等合作模式,才能最终实现企业物流向物流企业的实质性转变。

这十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勃发蓄势——回顾“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度十大事件”(2012—2021)

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从2006年开始企业社会责任十大事件的评选活动。这些事件不仅串联起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片段,也见证着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发展的脉络和历程。2012—2021,这十年,时代处于变革之中。面对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从顶层设计与规划,到先锋组织的探索与实践,社会的参与和推动,以及跨地域、跨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这十年进程,处于一个不断升级创新突破的机遇期。在此,本刊特别推荐这十年间的二十件企业社会责任大事,重温、再现这累积的十年,勃发的十年,为未来蓄势的十年责任征程。

沪杭高铁经济带城市产业布局研究

高铁经济带以高铁线路为中心,是交通经济带、铁路经济带的高级形态,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网络性、融合性和高科技性。沪杭高铁经济带具有典型性,长期存在的产业同构状况已经有较大的改变,沿线各中小城市的产业布局既体现了特色优势,又受到中心城市辐射影响出现了高端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以高铁为代表的城际轨道交通是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应充分发挥高铁经济带的特色优势、战略潜能,优化城市产业布局,明确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推动服务业错位发展,加强跨地域的制度创新,加强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

“接诉即办”撬动社会治理创新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是由无数日常化的小事和具体化的需求构成的,既有赖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精准对接,更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作为一座地域面积超过1.6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北京面临着城市治理的诸多挑战和烦恼,如何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满意成为北京各级领导干部共同的课題。

粤港澳大湾区公益创投模式的比较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公益创投的先行地区,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广州、深圳、中山和香港四个城市各具特色的运作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公益创投实践模式来看,广州市是政府委托运作模式的典型,深圳市是“政府主导+基金会运作”模式,中山市是“政府主导+全民参与”模式,而香港则是“民间主导+政府促进”模式。文章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四个城市的公益创投发展,分别从运作主体、资金来源、运行流程、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五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并就我国公益创投进一步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风险社会,别让短板绊倒基层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前哨。这个前哨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影响整个风险治理体系的成效。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如今,理论已成现实。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安全事故、疫病暴发、网络安全,以及核威胁等,塑造出复杂的风险社会。借助当代社会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各种风险既可以跨地域、跨层级传播,由地方风险演变成国家甚至全球风险;也可以跨领域关联,由社会风险衍生出经济、政治,甚至意识形态风险。

党史记忆:“枫桥经验”:毛泽东、习近平跨世纪的共同关注(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就要坚持完善制度,注重长效”什么是“枫桥经验”?为什么这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的生命力如此长久,至今延续了57年?为什么会?丨起毛泽东、习近平高度重视?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密织四张网 阔步新征程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地处皇城根下、钱塘江畔、玉皇山南、八卦田前,形成了“三分山、三分水、三分城、一分产”的地域格局。近年来,南星街道围绕“全省基层社会治理最优街道”创建目标,以群众需求为指引,以品牌创新为抓手,融入社会资源力量,统筹老龄工作.社会组织、帮扶救助、社区建设等领域,打造民生“福祉网”、多方“共治网”.基层“人才网”和服务“名片网”四大矩阵,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