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微企业跨境争议在线解决机制研究

缺乏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小微企业从事跨境贸易的最主要挑战之一,对于可支配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微企业而言更是如此。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满足中小微企业对于跨境争议解决服务的个性化需求。随着科技发展和各国的实践探索,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凭借其高效、灵活、便捷、低廉的比较优势在跨境争议解决领域表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和巨大潜力。同时,ODR也能够较好地与国际上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衔接。今后中小微跨境争议在线解决机制的发展可从优化平台建设,贴合中小微企业解纷需求;加强国际合作,促进ODR协作框架;促进多方联动,提高ODR可接近性三方面对该机制进行完善。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跨区域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相互协商程序作为解决跨境税收争议的一种重要方式,被广泛应用,但实施效果仍有待提高。尤其随着BEPS成果的推进和落实,税收规则的变化给跨境经营企业带来更大不确定性,给相互协商程序的有效实施带来新的挑战。文章在对比内地和港澳地区相互协商程序机制差异的基础上,分析该机制的实施情况及存在问题,结合BEPS第14项行动计划的成果,建议从税收争议的预防机制、协商机制和终结机制三个方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协同与完善。

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仲裁——跨境电商争议解决的新路径

跨境电商高速发展引起的争议纠纷与日俱增,解决跨境电商争议存在诸多难点。基于区块链的跨境电商争议解决是一条非常值得探索的思路,其克服了传统ADR和ODR的不足。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争议解决通过代币激励实现社区自治,现存的几个案例均表现出相似的争议解决模式。基于区块链的争议解决模式尤其适合解决跨境电商争议,其通过加密数字货币解决了ODR和跨境法律诉讼的诸多难题。

跨境电商众包在线争议解决(CODR)机制研究

跨境电商降低了交易成本,使跨境小额电子商务交易成为可能。在"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政策的带动下,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步入"快车道",随之产生的跨境纠纷争议也在不断增加。跨境电商纠纷具有小额化、频次多发的特点,对于7×24小时不间断进行的跨境交易而言,如果不能快速、便捷地解决争议,势必影响公众对跨境电商的信心,制约其进一步发展。探索新型跨境电商争议解决机制,形成对现有机制的补充和改进,不仅是保障跨境电商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深化多元化纠纷机制改革的需要。

跨境网购纠纷解决机制探讨

因为跨境电商的跨境性,产生法律纠纷后牵扯到法院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问题。但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解决跨境电商纠纷的成本高、效率低和法律预见性难以把握。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在线解决机制的实例相对比,其成本低、对抗性弱、效率高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适用于跨境电商的跨境性、小额性等特点,并提出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受到科学技术和人们适应的限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跨境ODR机制的构建

起源于ADR的传统ODR机制下并不包含法院内在线解纷程序,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狭义的程序范围限定已不能再满足争议解决的实际需要。而今,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开展背景下,有必要在新的ODR程序内涵设定下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跨境ODR机制构建,以有效处理日益增长的丝路跨境民商事纠纷。但丝路跨境ODR机制的构建又面临着约束性法律依据欠缺、已有跨境ODR平台建设水平不足、多元化解纷程序协调对接不畅等障碍和挑战,因此有必要通过“加紧推动相关约束性国际与国内法律政策制定”“推进国际化、多元化的‘丝路ODR'平台建设”“推动以司法解决为最终程序的协调对接制度建设”等措施予以推动,以最终构建出能够惠及全体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多元化跨境解纷机制。

完善我国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若干对策

当前,就中国解决跨境税收争议的国际机制而言,相互协商程序处于完全主导地位,然而数据显示,该机制的运行效率偏低,未决案件数量具有明显上升趋势。有鉴于此,根据国际上相关的"最低标准"和"最佳实践"完善相互协商程序机制固然要紧,引入约束性税收仲裁机制以克服相互协商程序的"有敦促无强制"的固有缺陷也实属必要。

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改进:BEPS第14项行动计划实施进展与未来选择

BEPS第14项行动计划为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优化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根据第14项行动计划下的同行审议和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结案统计结果来看,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改进。为此而作出的未来选择,不仅要提升争议解决机制的可用性、案件解决的及时性和解决结果的完整性,还应当充分凝聚BEPS包容性框架成员的共识,采取适当的改进措施,事前有效预防争议,事后公平合理地解决争议。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我国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机制探索

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及全球产业链重构给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走出去”企业也因各国税制改革和国际规则变化面临更多风险与不确定性,跨境税收争议频发。跨境税收争议解决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与纳税人利益密切相关,也关系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本。但我国目前的跨境税收争议解决在制度和程序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文建议,从拓宽税收协定网络、增加税收确定性服务供给、提高税收争议解决效率和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等方面着手,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相匹配的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机制,为高质量双向投资提供支撑和保障。

后BEPS时代谨慎引入国际税收仲裁机制的思考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牵头下,针对近年来日渐突出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问题,BEPS项目启动,作为与该项目直接相关的多边公约,税收争议的解决机制尤其是约束性仲裁机制被摆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目前,我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的身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未来愈加频繁和复杂的跨境贸易所带来的跨境税收争议,我国可以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分阶段、分对象、分区域地引入国际税收仲裁机制,切实维护我国的税收利益,同时扩大我国在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平台的影响力。

国际商事混合争议解决机制论

国际商事混合争议解决机制是不同种类争议解决方式之间的有机结合。该机制能够促进国际争端的高效解决,保证裁决所确认利益得到有效实现。但因其与传统的程序正义观念不兼容,易招致正当程序下裁判者中立性与程序保密性等原则的质疑。目前,混合争议解决机制主要产生并服务于国际金融中心内的"新法律中心",体现了一国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混合争议解决机制有助于构建并形成"新法律中心"内的核心竞争力。

支柱一方案下国际税收仲裁机制的发展

进入BEPS 2.0时代以来,跨境税收争议解决问题备受关注,而相互协商程序的有效性与效率均存在不足。国际税收仲裁作为弥补相互协商程序不足的相对成熟的方式,成为支柱一方案新征税权争议解决的重要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国际税收仲裁机制,支柱一方案中的国际税收仲裁机制取得了新的发展:国际税收仲裁的参与当事方向多边缔约方发展,而且禁止缔约方对公约仲裁条款作出任何保留;国际税收仲裁适用的案件范围将扩展至多边税收争议,就争议案件可能引起的法律适用冲突规定了协调方式;国际税收仲裁的程序将更加协调一致,启动条件以强制仲裁为基本原则,裁决方式以最终最佳报价法为标准。

《BEPS多边公约》对我国税收协定MAP机制的影响

《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多边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配合BEPS第14项行动计划的要求,对各缔约方双边税收协定中的相互协商程序条款进行统一修订。我国在采纳《公约》修订方案的同时,也应当按照本国的跨境税收争议解决资源配置实际情况,审慎对待BEPS第14项行动计划的各项建议及措施,提升相互协商程序的实际操作效率,在国际税收改革合作中切实提高我国跨境税收争议的解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