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人口流动的艾滋传播风险及其防范——基于云南边境口岸调研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KABP观察研究范式,本文对云南边疆跨境流动人口的艾滋知识认知、所持态度及行为取向等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边疆跨境流动人口在艾滋知识认知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在预防艾滋感染与传播方面仍然缺乏理性的态度和有效的行为,因而在跨境流动行为中面临着更大的艾滋风险。

樟木头镇模式:香港跨境人口流动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

概述近年来香港跨境人口流动状况 ,研究内地最大的香港移民城 - -东莞市樟木头镇自 1992年发展以外销香港为主的房地产业以来 ,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具体分析了第三产业的行业特色 ,即以房地产业为龙头 ,商业、旅游业、服务业以及养老业共同发展的模式。研究在香港跨境人口流动影响下 ,城镇建设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受港资和港人共同推动的樟木头镇发展模式 ,探讨了这种新模式揭示出的区域一体化的阶段性和多样性 ,以及一体化的前景。

当前我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

跨境人口流动是国际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跨境、跨国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将通过与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而有利于发挥该国、该城市的经济活力;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开放经济绝无可能例外,国际人口流动对社会治安的压力和对国家政治统一的潜在与现实冲击就是其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之一。为求长治久安,我们必须直面现实,在制定人口、教育、民族、宗教、城市发展、国际经贸谈判等项政策和目标时,必须将跨境人口流动的因素及其长远影响纳入考虑。

跨境人口问题及其政策意义——基于香港的分析

本文以超越地理和社会边界的"区域"作为人口研究的分析单位,勾勒出中港之间人口流动的图景和走势,并重点介绍中港两地在跨境婚姻与生育、跨境置业与养老以及跨境就业等三个方面的人口现象。作者认为"区域"的研究取向有助于突破目前跨境人口研究的困境,并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带来新视野和新思路。

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中缅边境跨境人口流动治理研究

在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与困境面前,对于边民跨境流动的认识应有着更大格局的理解视域,区域乃至全球视野的共识以及共同体价值的构建变得越发重要,这也是在全球问题不断增加的情势之下,共赢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中缅两国从历史、地缘、文化以及族群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发展命运紧密相连,双方以区域及全球性的共同发展为基点形成共识尤为重要。中缅边境外籍边民跨境流动中的教育、务工、婚姻管理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缩影,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实,以更大的发展格局应对问题风险与挑战,是我国提升边境地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是积极构建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

云南边境地区跨境人口流动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公共卫生安全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重要非传统安全议题,而跨境人口流动则是导致传染性疾病跨境传播蔓延,影响各国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究跨境流动人口的管理对于防控传染性疾病的扩散传播,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社会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跨境传染性疾病防控为重点,分析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缘社会形势与跨境人口流动的关系,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探讨了跨境人口流动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影响,并从边民的思想教育、跨境流动人口管理、边境防控体系建设、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思考,为推进云南边境地区跨境人口流动治理,维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提出相应建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反跨境人口贩运的国际执法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人口贩运犯罪严重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为此区域内六国建立了多层次的反跨境人口贩运国际执法合作机制。但由于存在M&E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建设不足等问题,当前的应对措施并不足以在区域内消灭这一犯罪。因此,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惩治跨境人口贩运犯罪并积极保护受害者,为区域的发展和繁荣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我国跨境人口社会融入类型及生成机制研究

在现代国家建设日益完善的当下,现有研究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角度出发,着力探讨了跨境社会融合的自发性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切入,考虑到国内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以及跨境族群的人力资本强弱,组合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融合类型:"排异型"、"共生型"、"内嵌型",并以代表性的地区例证,发现往往政策性手段的介入是影响社会融合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自发性融合和政策性融合两个方面的分析,提出的三种类型以便为实践和政策层面对跨境人口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流动性: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跨境流动的社会学意义

流动性是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移动人口的显著特征。一方面他们是某种类型的移民,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被归类为移民,他们没有永久居留的意识,策略性地同时拥有多个居留身份。他们也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自我压力,而是自觉地与移居地社会保持某种自我隔离或者群体隔离。香港与内地跨境流动人口展示出的这种流动的复杂性,使我们重新思考居民身份与认同、社会团结与有效管治等深层概念的含义与机制。

中缅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研究——基于“产教融合”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离不开产业合作、技术合作和人才合作,三者的联动、协同、交融,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共赢发展重要内容,统筹推进人口治理和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区域社会融合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举措。在中缅经济走廊规划蓝图上,以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为支点,以跨境流动人口治理为抓手,促进产能、技术、劳动力等互补性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与增值重组,形成“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示范,对于巩固并深化中缅共同利益、凝聚区域共同体意识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广西边境地区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艾滋病传播相关高危行为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广西边境地区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艾滋病传播相关高危行为现状,为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统一的务工人员(流入)和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的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懂双语的外展人员对越南籍跨境务工人群、越南籍长途卡车司机等两类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分析其中商业性行为者行为特征。结果共调查807人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1.66%,有14.92%的男性调查对象最近一年有过商业性行为,最近一年发生商业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只有52.43%,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84.47%,且以上3个比例越南籍长途卡车司机高于越南籍跨境务工人群,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1)。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工作类型、年龄、文化程度、HIV感染传播与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的商业性行为有关。结论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高危性行为比较高,今后干预工作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工作类型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套推广使用活动,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

论跨境拐进人口犯罪的防治策略

我国在惩治跨境拐卖人口犯罪的立法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相关罪名设置不合理,拐卖外籍妇女、儿童到我国不属于情节加重犯,对买方的打击偏轻,关于被害人的同意能否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有争议等。对此,建议将"拐卖妇女、儿童罪"改为"拐卖人口罪",并将"将外籍妇女、儿童卖到中国"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加大对买方的打击力度,规定被害人的同意不能阻却违法。我国在司法惩治这一类犯罪时存在案件发现难、调查取证难、相关外籍涉案人员身份核实难、遣返难等问题。对此,应加强国际合作,正确识别非法移民和拐卖人口犯罪的被害人,并履行好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保护受害人的义务。同时,国家应该允许非政府组织设立中介机构,为外籍人士来我国通婚和就业牵线搭桥;各国应加大法律宣传,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只有多方合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东南亚跨境人口流动:现状、治理与启示

东南亚地区内部经济合作密切,人口流动频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东南亚各国跨境流动人口的治理带来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地区劳工移民在疫情中面临着失业、缺乏医疗保障、回乡困难等多种困境。同时,非法跨境劳工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更为突出。未来,东南亚地区应从国家、东盟以及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10+n"合作这三个层面,加强关于跨境人口问题的区域合作治理,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地区稳定。

“微区域合作”架构下的中缅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研究

随着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境外产业园区、自由贸易实验区和“经济走廊”核心区(此类区域简称为“跨境合作微区域”,此类跨境合作定义为“微区域合作”)建设的持续加快,我境内企业(包括种植业)和“走出去”企业所形成的用工需求,对毗邻国家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然而,由于政策制度、机构设置、管控措施以至治理手段等,严重滞后于急剧增长的外籍务工人员规模数量和日趋复杂的周边外交合作关系,导致外籍人员聚居区犯罪率居高、非法停居留比例大、劳动保障纠纷多等问题突出。鉴于云南在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以中缅边境地区境外流动人口治理为龙头,探索建立一种超越边境范畴、跨越区域界限的跨境合作治理模式,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具有现实的示范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下的跨境流动人口治理--以中缅边境为例

全球化大趋势下,跨境流动人口问题是各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传统的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策略以国家(政府)为治理主体,往往忽略了地区情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限制了跨境流动人口正效应的发挥,导致传统治理模式陷入"疏堵矛盾"突出、标本兼顾困难的治理困境之中。因此,打造包含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综合治理体系,是一种突破原有治理困境,创新跨境流动人口治理机制的有效探索。

中越跨境民族与边境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研究

跨境民族是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纽带和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它们之间各种交往交流交融也为边疆社会长治久安浇筑坚实基座。中越跨境民族在文化交流、跨境婚姻交流、跨境劳务合作和跨境商贸往来等主要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势如破竹,与此同时跨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对边境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发挥着重要功能。由此提出,促进中越跨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边境流动人口治理有机融合,把跨境民族治理与跨国区域治理有机结合,构建边境两侧双边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和跨境民族等多元主体参与边境流动人口协同治理模式,以及制定有跨境民族共同参与的边境流动人口多元治理主体集体行动规则体系,以此优化中越边境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体系。

人口跨境迁移视角下集聚经济对我国城镇体系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在2000年-2005年期间,我国城镇体系有扁平化发展趋势;而在2005年-2010年期间,我国城镇体系有集中化的发展趋势。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人口跨境迁移。实证结果表明:都市圈层面的集聚经济对我国城镇体系的优化作用大于省级层面。由此得出,集聚经济发展对我国城镇体系优化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

跨境“最多跑一次”改革——基于浙江省W县经验的考察

自迈入全球化进程以来,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跨境人口与资源流动活跃,跨境“最多跑一次”改革已成为迫切需求。近年来,浙江省侨乡W县设立海外服务中心综合办事平台,借助信息技术与华侨志愿者的力量,开展海外联络,优化办事流程,通过引入视频公证和实行掌上调诉,推动了涉侨事务跨境办理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但是改革中也存在着协调乏力、部门惰性、用户体验等方面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加快推动块数据构建,实现跨境公共服务的整体智治。

中越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动现状调查研究——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

中越边境人口的跨境流动不仅是地理流动,也是经济和文化流动,更是社会互动。随着中越关系的向好发展,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正在从发展的末梢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中越边境人口流动愈加频繁。文章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对中越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动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其已经形成以边境商贸、跨境务工、文化互动、婚姻迁移等为主要内容的跨境流动态势。同时,中越边境人口的跨境流动呈现出双向流动、短期往返与长期停留并存等鲜明特点。

论防范和控制恐怖分子跨境流动的国际法律规制——以“伊斯兰国”为例的分析

在国际人口流动日益快速和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动加速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对国际反恐斗争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目前,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控制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动,但是仍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联合国安理会自2001年尤其是2014年以来陆续发布的一系列安理会决议,规定了控制和防范恐怖分子跨境流动的具体措施和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规定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国际反恐法和各国移民法的未来发展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