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流域”国家林业跨境保护合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17-2018年对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和柬埔寨五国相关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了解"澜湄流域"国家林业跨境保护合作的背景,现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即:完善林业跨境保护合作公约,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信息安全管理预案,探索跨境生态旅游区建设,积极开展森林碳汇管理项目,建立绿色合作通道和合理的专项基金,围绕"人才、平台、项目"建立林业科技合作体系。

个人数据跨境保护的法律冲突及解决机制探析

在全球加快个人数据保护立法趋势的推动下,有关个人数据跨境保护的立法数量每年都有所增长,为数据主体的权利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由于各国的法律制度、文化传统及立法水平的差异,导致法律冲突现象严重,增加了法律适用的难度。个人数据跨境保护的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个人数据跨境保护的法律主体冲突、客体冲突以及内容冲突三个方面。通过制定统一实体法解决个人数据跨境保护的法律冲突固然是一种理想模式,但将会面临逻辑和政策上的障碍;而利用冲突规范来解决个人数据跨境保护的法律冲突则是未来国际立法的必然选择,但仍需要处理好确定性和灵活性、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等方面问题。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腾冲辖区)中缅边境资源保护跨境保护机制初探

重点阐述了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腾冲辖区)中缅边境资源管护跨境保护机制的建立,结合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分析机制完善的优势,提出合理化建议,为边境资源跨境保护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环境的安全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当下各国之间的交流来往越来越频繁,在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受到各方重视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合作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法律问题,如立法不完善、各方法律差异导致合作执行中存在冲突、我国缺乏对跨境保护合作的相关法律规制等。本文立足于当下背景,通过对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与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区域环境治理提供一些建议。

中老边境跨境区域亚洲象联合保护探究

2014—2018年,对中老边境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开展访问调查,结合实地调查,初步掌握了中老边境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内亚洲象的种群数量及活动通道。在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内,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亚洲象跨境保护所面临的困难也不同,在人象冲突中,中方给予遭受亚洲象损害方一定程度的补偿,而老方因经济条件所限难以兑现补偿,造成民众抵触情绪。边境各国经济发展影响到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域的发展,提升中老边境区域两国边民收入是开展跨境联合保护的途径之一。

“一带一路”建设下西双版纳保护区跨境合作保护研究

介绍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与老挝等东盟国家开展跨境保护合作的历程、方式、效果等情况。对其中存在的生态环境保护能力有差距、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缺失、资金支持不足、小语种和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等阻碍深度合作的问题进行分析,藉此提出创新合作思路、开拓发展空间、多层次开展合作,建设跨国国家公园,建立林业跨境合作绿色通道和人才培养专项基金等对策、建议。

论共享经济时代的软法治理——以个人数据跨境保护为视角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商业新模式的出现,更引发了我们对其治理的思考。共享经济所呈现的数据化、全球化和高速化,使个人数据跨境保护成为当下的热点,而随着共享经济的全球发展,个人数据的跨境流通已成趋势。在现有体制下,区域的立法差异和国际法原则与操作的固定已然成为个人数据跨境保护的障碍。然而,共享经济时代的软法勃兴为该领域跨境保护提供了新思路,长期以来,软法在个人数据保护领域的示范作用与硬化趋势,也让我们看到了通过软法进行治理的可行性。因此,站在中国立场上,在坚定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选择软法进行个人数据跨境保护的体系构建具有现实意义,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以政府监管与商业自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运作则有利于相关软法走向世界。

《跨境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的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跨境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不仅规定了缔约方的具体义务和详细的执行标准,而且缔造了以缔约方会议为中心的制度框架,从而有效促进了欧经委区域内的跨境水合作。2015年10月,公约扫除了'全球化'的最后一道程序障碍,正式向区域外的所有联合国成员开放,从而成为跨境水资源领域第二部全球性公约。公约全球化也为中国及周边国家开启了加入公约的大门。近期我国不宜加入该公约,但应密切关注其框架内涉及中国的工作、周边国家参加公约活动的情况、公约强化执行的动向以及与《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并做好应对准备。

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域中方一侧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

2019年9—12月,采用访问调查及样线调查法对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域中方一侧辖区的65个村寨开展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共调查到兽类物种7目20科59种,均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红色名录)收录物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国家Ⅱ级17种,“三有”保护动物26种。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域是西双版纳兽类多样性最高区域,且珍稀物种比例最高,如金钱豹、云豹、金猫、豺、黑熊和马来熊等大型动物,兽类以食肉目物种最多(6科25种),占兽类物种总数的42.4%。中老联合保护项目存在着因项目资金局限和不足造成工作未能如期开展,语言障碍、通讯不畅导致双方交流理解低效和部分项目工作滞后等问题。提出加强对巡护员的技能培训,增加调查方法和设备,加强与老挝农林部门的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等建议。

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指出了2009年,中国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州与老挝的南塔省南木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建立了将近26万m^2的跨境联合保护区,随后又不断延长、扩充这条“绿色的走廊”,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着重研究了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州在跨境联合保护区中起到的作用,总结了在环境保护、物种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经验,以此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永续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保护一体化战略研究

生态保护一体化战略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本文进行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保护一体化的理论探索和可行性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关于生态保护一体化的先进实践经验,提出了"委托中立第三方主持制定跨国生态保护政策"、环境合作公众参与响应、政策适时监测调整的政策制定新模式,确定了国际生态保护一体化的合作领域和合作形式。提倡在碳排放、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和草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通过环境多边协定、共同保护宣言、环境保护公约、生态保护协议等手段来实现跨境生态保护。最后提出从建立生态保护联盟、健全跨国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特色优势生态产业、建立生态保护智库等方面,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保护一体化战略提供基础保障。

FDIC关于本国银行境外分行存款保护的最新修订与启示

本文首先研究英国金融服务局发布咨询文件加强对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监管的原因以及对美国FDIC因此而面临潜在的全球存款人债务风险。进一步分析美国目前对境外分行存款覆盖范围认定存在的问题,FDIC在修订草案中对存款资格认定的主要法律依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存款人优先受偿机制,FDIC对本国银行的境外分行存款人提供附条件的"存款债务"保护的原因。由于FDIC本次对境外分行存款保护的修订涉及到存款保险跨境协调的有效性,最后研究了美国FDIC在保护存款人和维护存款保险基金安全方面最新的改革建议与方向,以及对存款保险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发展的启示。

舟翅桐属(锦葵科,梧桐亚科),中国植物一新分布属

【目的】文章报道了云南省勐腊县中老边境地区舟翅桐属(Pterocymbium R.Br.)及其属下热带落叶大乔木———大花舟翅桐(P.macranthum Kosterm.)在中国的分布新记录。此外,还完善了其属和种的描述,评估了境内种群规模和濒危程度。【方法】利用体视显微镜对其标本进行解剖观察,并用数码相机对关键分类特征进行拍摄记录;利用无人机航拍对大花舟翅桐境内种群进行规模快速评估;采用访谈法并结合经验对其IUCN物种受威胁等级进行评估。【结果】大花舟翅桐在中国境内约有1000株,分布区面积约2000 hm^(2),建议将其评为IUCN红色物种名录易危(VU)物种。【结论】舟翅桐属为中国新记录属,属下大花舟翅桐为中国新记录种。该发现将其分布区向北扩展至热带亚洲北缘,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与东南亚热带植物区系之间的联系。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新发展:爱尔兰《2018数据保护法案》初读

爱尔兰《2018数据保护法案》与欧盟数据保护框架相呼应,藉以共同提高欧盟地区数据保护层次,完善数据保护机制。作为欧盟第一部国内立法,该法案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统筹下,从爱尔兰基本法治进程出发,指导政府及企业合理、高效、有原则地开发数据的价值,以发挥其在整个欧盟地区在个人数据规制领域的提纲挈领式的指导作用。

企业数据跨境流动中的合规对策和选择

大数据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关的数据安全以及数据主权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关注,数据领域中因博弈产生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其业务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则,评估其对企业业务的影响和风险,制定数据合规对策。

论GDPR数据跨境传输二元保护模式的选择

数据跨境流动会导致数据面临域外侵害的风险,因此,数据需要法律提供跨境保护。欧盟GDPR发展出以第3条为适用门槛的领土延伸模式与境外等效模式的跨境保护二元模式。领土延伸模式理论上可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而境外等效模式在实际执行效果上更胜一筹。当存在两种模式同时适用的可能性时,一方面,从法律现实主义考量,短期内一国可优先选择适用境外等效模式;但另一方面,补强领土延伸模式实际适用的短板,应当成为一国长期努力的方向。据此,国内层面,我国应重点完善与域外管辖相衔接的代表制度,充分发挥代表制度在促进领土延伸模式域外适用的积极作用;国际层面,我国应积极参与数据保护的国际合作,通过与他国数据保护机构的协作切实保障领土延伸模式的落实。

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实践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爱知目标"关注的重点内容,已成为国际社会环境共治的前沿领域。中国出于回应生态需求、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坚持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探索,推进该领域国际规则体系的建构,形成多重层级合作共治的组织结构并产生联合执法、信息交流及合作管理的特色合作机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经验距离形成区域共识乃至全球方案仍有较大差距,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部分邻国合作意愿不强、合作能力不足等外部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源于法律依据存在缺位、合作架构缺乏联系、合作范围太过狭窄的内部运行缺陷,需通过把握多方共同利益基础及帮助提升他国能力建设克服外部障碍,围绕补充法律规制体系、制定国家整体战略方案及扩充合作保护范围优化现有方案,以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中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云豹种群分布现状与关键栖息地信息更新

云豹(Neofelis nebulosa)是中国大型猫科动物中对森林生态系统依赖性最高的物种。中国作为云豹的主要分布区,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保护,在盗猎、森林采伐、土地利用变化等威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云豹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近数十年来均大幅缩减,其分布现状亟需全面评估。本研究系统检索和查阅了国内1950年以来的云豹标本、野外调查记录、地方志、新闻报道等直接证据,整理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内云豹记录存在的年代;基于2010–2020年国内55个地区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结合同期研究文献中记录的中国云豹确认分布位点,校准了已发表的云豹栖息地适合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叠加保护地和行政区划图层,根据2010–2020年间森林覆盖率的减量评估云豹栖息地适合度的变化,以识别我国的云豹关键栖息地和保护优先区。结果显示,1950–2009年,我国的云南、西藏、四川、陕西、甘肃、重庆、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以及台湾共17个省级行政区有云豹分布,但其中12个迄今已超过20年无确凿记录,且目前仅在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仍有云豹记录延续。当前我国大陆地区云豹潜在栖息地总面积64,093 km~2,分别位于9个连续的栖息地斑块中,其中3个为跨境斑块。2010–2020年间,我国境内共在5个自然保护区的10个样区记录到云豹,全部位于西藏东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南部的2个跨境栖息地斑块(即“喜马拉雅-横断山脉西侧-若开山脉”和“无量山南麓-安南山脉”)的边缘。2010–2020年间,这两个斑块在中国境内区域的年均森林覆盖率减量(0.84%)小于境外(1.57%)。从本研究的结果推断,中国目前确认分布的云豹种群极有可能维持在跨境分布的生境中,面临内部和跨境的双重挑战。相关保护地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反盗猎执法,并开展栖息地恢复工作以提升云豹栖息地质量与斑块连通性,同时与周边分布区国家开展跨境保护合作,为现有云豹种群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