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创新网络的格局演化及影响机制

为促进中国-东盟增强区域整体创新实力和实现高质量合作发展,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源,选取2000—2019年中国-东盟国家合著论文,结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相关经济地理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创新网络格局演化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东盟各国创新联系日益密切,但创新协同规模较不平衡、创新协同质量差距较大,其中中国和新加坡为核心节点;创新网络格局由“双核+多节点”向多核演变,日趋完善;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水平和语言差异与创新合作的可能性和规模水平呈显著反向关系,且技术临近性表现为节点国家间“强弱结合”状态,而地理距离并未成为阻碍国家间创新联系的显著因素。根据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创新网络持续完善,提出健全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创新合作机制、扩展跨境区域创新合作渠道、完善跨境区域创新配套体系等对策建议。

广西蔗糖产业“走出去”战略与跨境区域合作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运行和升级,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利用优越的地理优势,积极开展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其中蔗糖产业是广西与东南亚产业合作的重要领域,蔗糖产业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既可以缓解蔗糖资源瓶颈,还可以对外延伸产业链,实现蔗糖产业转型升级。广西要通过加强跨境甘蔗种植合作、蔗糖产业链跨境分工合作和建立蔗糖产业跨境区域合作机制等措施促进广西蔗糖产业"走出去"。

边界效应与港深跨境区域合作

对于港深跨境区域合作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已经延续多年并一直未曾停止过,但总是具体的开发建议多,而从相关经济理论角度分析的较少,本文即从边界的经济属性上,应用边界效应理论探讨港深之间的跨境区域合作,并具体分析了港深边界的屏蔽效应、中介效应和边界效应转化的可能性及其动力来源。

跨境旅游对跨境区域创新系统运行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跨境地区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跨境旅游在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旅游业关联产业繁复,涉及部门多,覆盖领域广,发展跨境旅游不仅能够有效带动跨境地区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协作沟通,通过旅游者流动构建起个体之间非正式的跨境联系,更有利于在推进跨境旅游合作项目的进程中探索双边或多边的跨境经济互动机制。从而形成以知识转移过程为主线,增强跨境地区发展制度与机制创新能力的新模式、新路径,促进跨境区域构建创新经济发展系统,提高跨境地区综合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日益频繁的跨境区域合作对政府治理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政府跨境区域合作面临巨大的协同治理难题。文章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基于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实践,在借鉴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境区域合作的基础上,提出协同治理理论能解决跨境区域合作中的合作风险,可以有效促进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的高效率,从而给中国-东盟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共赢。

超越边界:尺度重组中的跨境区域空间演化与治理转型——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案例研究

在全球化进程中,生产方式转型引发了尺度重组,衍生出“跨境区域”这一空间现象。已有的跨境区域协调研究包含空间和治理双重特征,但多数研究仅聚焦其中一个特征,也缺乏对空间与治理背后的作用机理的探讨。本文梳理了1978至2018年自发期、过渡期、正式期3个时期香港、澳门和珠三角跨境区域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在空间演化方面,产业经济最早跨境并不断升级,交通联系从投资跨境到空间跨境,生态在合作深化后得到重视,社会空间的认同尚未建立;在治理方面,区域关系从非正式走向正式,通过府际关系调整和区域规划调控来协调。同时,本文总结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验证“空间—治理”模型的有效性,剖析其作用机理,探讨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有孔边界”下的政策实践回顾与展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离不开跨境区域协调政策的有效制定和实施。从(大)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政策体系日益复杂,因此有必要对协调政策进行梳理,总结实施经验,以更有效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文基于“有孔边界”理论重新审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政策及其实践,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政策分为分配政策、规制政策、再分配政策和构成性政策四类进行分类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既有跨境区域协调政策文本的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政策实践的关系及其执行机制和效果,并基于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政策进行重新审视。本文认为,“有孔边界”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政策的基础,跨境区域协调政策的多尺度、所涉多元主体关系的复杂性均可以通过“有孔边界”理论得到阐释。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基于“有孔边界”的跨境区域协调政策设计,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合作更高效地开展。

跨境区域化发展与新时代中国边境安全治理

边境安全事关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跨境区域化发展和地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边境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跨境资源交流、安全问题联动、利益共生共存的独特空间场域。边境安全在内涵上不断深化与拓展、在外延上向区域性和多层化延伸,其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跨境区域化的发展对边境安全治理也提出了新要求。概言之,边境安全治理需要平衡和兼顾制度性开放与跨境流动监管、内外治理因素协调等问题。进一步做好新时代边境安全治理工作,在理念上,需要坚持政治固边、经济兴边和强军固防并举,推动实施新周边外交理念,推进新周边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价值认同构建。在路径上,也应强化“五位一体”的边境安全管理体系,加强边境安全区域治理的双边、多边机制建设和平台搭建,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推进边境安全的协同性和综合化治理。

“一带一路”视域中的亚洲“区域+跨境”研究——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迅猛发展。作为一级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应当在“四维交叉支撑”——“多语种+(跨)区域+(跨)文化+(跨)学科”——的理念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亚洲“区域+跨境”研究,从而把亚洲建构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推进区域研究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达到最优化提供学术智力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区域国别学的课程教学体系建设在该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基于面向对象分类方法的乌苏里江流域中俄跨境区域湿地景观动态研究

选取乌苏里江中下游干流50km缓冲区为研究区,以1989、2000和2013年的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获取湿地信息;在GIS技术支持下,选取斑块类别面积（CA）、面积所占比例（PLAND）、最大斑块面积指数（LPI）、平均斑块面积（AREA-MN）、斑块数（NP）、斑块密度（PD）等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研究区1989～2013年湿地的景观格局动态特征。结果表明：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能够准确提取湿地信息,并且有效地避免＂椒盐现象＂;1989～2013年,该区水田、水库/坑塘、运河/水渠、灌丛沼泽增加和河流、湖泊、草本沼泽、森林沼泽减少;大量草本沼泽转为水田为该区湿地变化主要特征;1989年湿地类型以草本沼泽为主,2013年水田的斑块面积略高于草本沼泽斑块面积;湿地景观变化区主要分布于中国一侧的挠力河流域和穆棱河流域;天然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逐年加深,人工湿地景观趋于聚集,人为干扰是导致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动力;中俄两国境内湿地景观变化程度差异显著,中国境内大量天然湿地转为人工湿地;俄罗斯境内的湿地变化微小,天然湿地保存较好。农田垦殖是导致两国湿地景观破碎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机遇、挑战与对策

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能源合作不断深化,农业合作大力开拓。作为中俄合作的桥头堡和最前沿,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具有地缘优势、资源互补优势及战略对接优势,既是打造中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客观需要,也是响应俄罗斯远东大开发的现实选择,同时还是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然而,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属于经济发展外围区和经济技术低梯度区,在体制机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存在着短板。为此,中俄双方需要全面发力、多点突破:一是加强政策对接协调,完善体制机制,如有效市场机制、城市群机制、东北三省一区协调机制和东北亚次区域协作机制;二是拓宽协同发展路径,创新经贸模式,加强能源、农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三是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区域基础设施、跨境物流体系建设;四是涵养文化软经济,促进人文交流、人才交流,改善营商环境。

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广西产业链跨区域跨境协同路径选择

物流通道对产业的跨区域联动具有推动作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广西产业链协同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广西产业链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推动下,广西产业链跨区域跨境协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当前,广西产业链协同合作机制日益健全、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仍然面临着互联互通的物流网络体系尚未形成、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还不够强、同区域省份间的竞争仍然比较激烈等挑战。文中提出了强化南宁物流枢纽的推动作用、增强陆海新通道物流通过能力、提升广西边境口岸的服务水平、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等广西产业链跨区域跨境的协同路径。本研究对广西重点产业链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跨境城市区域中的城市管治——以香港为例

探讨香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香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跨境城市管治网络涉及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及其他相关组织。重点是跨境城市管治尤其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角色。从 2 0 0 1年开始 ,香港的跨境城市管治开始从“跨境保护主义”向“跨境自由贸易区”转变 。

“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南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西南周边毗邻的越南、缅甸和老挝等东盟三国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在农产品贸易、农业技术合作、农业投资合作和农业产业合作等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为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跨境次区域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经济互补性优势和"一带一路"建设历史机遇等有利条件为农业一体化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互联互通基础设置不完善、农业市场体系不健全和农业政策不协调统一等障碍。因此,要推进西南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需要从营造跨境次农业一体化合作环境、跨境次区域农业市场一体化合作、跨境次区域农业产业一体化合作和跨境次区域农业政策一体化等方面实现。

多中心跨境城市一区域的多层级管治--以大珠江三角洲为例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并驾齐驱的格局下,全球城市—区域(GlobalCity-Region)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跨境区域(CBRs:Cross-Border Regions)大量涌现。近年来欧盟国家有关大都市区的研究揭示了多中心(Polycentric)格局和区域融合中多层级管治(multi-level governance)的形态,但罕有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制订对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影响。目前,对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大都市多中心和多层级管治的系统研究尚不多,本文尝试揭示大珠三角作为多中心都市区和跨境区域的多层级管治的形成、演变和影响。本文进一步透过跨境大桥的案例分析,尝试揭示这个跨境城市—区域的多中心和多层级管治格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之处。

中国-东盟跨境次区域商贸流通一体化研究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了中国-东盟跨境次区域商贸流通一体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指出了中国-东盟跨境次区域商贸流通一体化存在的障碍,最后从推动跨境次区域商贸流通运输一体化、促进跨境次区域商贸流通市场一体化、健全跨境次区域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和建立跨境次区域商贸流通协调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中国-东盟跨境次区域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跨境社会资本对跨境微区域合作的影响路径分析

较之于宏观层次的区域合作,作为区域合作微观形式的跨境微区域合作具有空间范围小、投入资金少、地方性行为体的作用更为突出、对国家间关系的整体影响小等特性,这使得在跨境微区域合作中跨境社会资本往往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跨境社会资本对跨境微区域合作的影响主要通过其所具有的密度、关键节点中心势两条路径予以实现:一方面,随着跨境社会资本密度的不断增大,各跨境行为体间的交易成本随之越低,跨境微区域合作成功的概率增大;另一方面,随着跨境社会资本关键节点中心势的不断集中,集体行动困境更容易被克服,跨境微区域合作成功的概率也会增大。本文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上述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证明了跨境社会资本对于跨境微区域合作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力。

“微区域合作”架构下的中缅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研究

随着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境外产业园区、自由贸易实验区和“经济走廊”核心区(此类区域简称为“跨境合作微区域”,此类跨境合作定义为“微区域合作”)建设的持续加快,我境内企业(包括种植业)和“走出去”企业所形成的用工需求,对毗邻国家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然而,由于政策制度、机构设置、管控措施以至治理手段等,严重滞后于急剧增长的外籍务工人员规模数量和日趋复杂的周边外交合作关系,导致外籍人员聚居区犯罪率居高、非法停居留比例大、劳动保障纠纷多等问题突出。鉴于云南在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以中缅边境地区境外流动人口治理为龙头,探索建立一种超越边境范畴、跨越区域界限的跨境合作治理模式,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具有现实的示范作用。

“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模式与路径

跨境劳务合作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建设给跨境劳务合作带来了历史机遇。当前"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形成了民间自发的跨界民族间劳务帮扶模式、企业组织劳务派遣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境外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带动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带动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和政府主导型跨境劳务合作模式等主要模式,为推进跨境劳务合作与跨境次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还面临着跨境次区域劳动力流动壁垒、跨境劳务合作质量与结构不合理、跨境劳务参与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不健全、跨境劳务合作多元主体协同不足和跨境劳务合作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要深化"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需要从建立跨境次区域劳动力共同市场、优化跨境劳务合作质量与结构、构建合理的跨境次区域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推进跨境劳务合作格局和健全跨境劳务合作体制机制等路径推进。

边境城市珲春市参与跨境次区域合作问题及对策研究

跨境次区域合作是区域合作的一种方式,是以地方政府参与为主体,由毗邻国家在接壤边境地区所开展的区域合作。珲春市是东北亚地区的边境窗口城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是中国较早一批对外开放的边境城市,因此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对珲春市参与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基本状况、参与合作的手段以及遇到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探讨,这对于中国其他边境城市参与跨境次区域合作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