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发展能力问题研究

跨境婚姻在西南边境地区已成社会常态,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表明了跨境婚姻将在边境地区长期存在,此类婚姻形成的家庭在生物性功能、生产性功能、心理性功能以及社会化功能方面均存在实践困境,进而影响着跨境婚姻家庭的健康发展以及边境地区农村的社会稳定。因此,对西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应从外籍配偶“个体”转向其家庭“整体”,通过家庭发展能力的提高来推动其家庭功能发挥的正常化,进而缓解跨境婚姻家庭与边境社会和谐发展的矛盾。

婚姻移民与社会融合——以中缅跨境婚姻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婚姻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近年来,中缅跨境婚姻现象日益增多,这种婚姻现象不仅涉及个人的家庭生活,也直接关系到两国社会的融合。本文将以中缅跨境婚姻为例,探讨婚姻移民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和谐发展。

如何提升跨境婚姻家庭的周边传播作用——以云南省腾冲市猴桥镇为例

近年来,云南跨境民族在周边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各级政府和媒体也很努力,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整合,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一直受到制约,亟须建立一个完善的周边传播体系,充分整合各种资源,在政府与社区或家庭、公共媒体与私人媒体(公民媒体)、中外家庭之间,建立多种联系和传播渠道,优化传播内容,以期获得更好的周边传播效果。

中越老缅边境跨境婚姻治理的佐米亚困境

中国云南边民与越老缅国边民长期以来都保持通婚传统,跨境婚姻植根于边民共同的族群、语言和宗教文化。按照詹姆斯斯科特的“Zomia”理论,这些生活在亚洲山地的各族群拥有逃避国家统治的社会文化策略。在婚姻缔结与维系方面,边境地区不同民族边民保持本民族婚姻习俗,默认本民族的事实婚姻,逃避民族国家的婚姻登记、逃避边境出入管控也是他们“逃跑社会结构”的延续。现代民族国家如何管理Zomia区域跨境民族前现代的婚姻?这是当下边境地区社会治理需要给予解答的难题。基于对德宏州中缅跨境婚姻的田野研究,文章把“外籍新娘”置于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中分析,在地缘-族裔-性别维度下探讨中越老缅边境“外籍新娘”社会治理的Zomia难题,呈现地方政府对边民跨境婚姻的相关政策和治理实践,揭示外籍新娘、少数民族边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与社会稳定研究

跨境婚姻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在人口学特征、地域特征、社会结构特征等方面呈现出新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差异、性别比失衡、传统小社会三大社会现实问题是跨境婚姻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跨境婚姻的大量存在,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

云南跨境婚姻管理

云南跨境婚姻存在如下困难和影响:通婚办证难、登记率低、"事实婚姻"家庭增多;"黑人黑户"现象突出,加大了边境地区社会管理难度;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跨境通婚家庭持续发展的能力弱;不合法婚姻有扩大的趋势,给边境社会治安与边境稳定埋下隐患。在国家层面,应提升边民通婚管理理念,建立国家间磋商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云南省层面,建议出台适应边民通婚的法规,统筹协调强化管理,加快边境经济快速发展;在涉边州市县层面,应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探索创新边民通婚的社会管理模式。

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健康教育必要性及教育形式探讨

目的:分析在跨境婚姻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形式,为今后在该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云南省腾冲县18个乡镇中,抽取13个乡镇的821户跨境婚姻家庭,进行社会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和健康教育形式需求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知晓率低,仅为78.8%,并且对于艾滋病具体传播知识还存在模糊、错误的认知。在健康教育形式方面,80.1%的人群选择以电视作为传播媒介来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其次,44.3%认同乡村医生作为艾滋病健康教育的主力军,为其开展宣传活动;而对于培训、讲座、文艺表演等方式,接受程度较低。结论:十分有必要在跨境婚姻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同时,应结合跨境婚姻人群特征,提供多样化且符合目标人群需求的健康教育。

国家治理视阈下的云南边民跨境婚姻问题研究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中缅、中老、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现象呈现出急剧上升态势。边民跨境通婚是跨国婚姻的特殊形式,延伸的是居留、国籍及移民社会融入等问题,从而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法律制度、国际关系、边境安全、边疆稳定及社会和谐等问题。这些问题已超出了地方政府管辖权限,溢出了社会治理的狭窄范围,须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通过发展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制度,协调国际关系,创新治理体系,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在治理实践中探索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跨境婚姻行为的人口学分析

云南省边境一线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十多年来非常突出,重点边境乡镇跨境婚姻人数年增加幅度超过10%,最高的甚至达年均30%以上。跨境婚姻问题属于人口学的结构性研究范畴,也与社会经济、个人因素、文化和习俗、价值观等非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跨境婚姻行为并非由简单的个体因素引发,事实上是由很深刻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推动。从总人口性别比、农村人口性别比、适婚人口性别比以及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婚姻挤压的角度来分析边疆农村青年择偶的跨境选择,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跨境婚姻行为的合理性。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

中缅跨境婚姻移民人口阶段性剧增现象研究

移民人口阶段性剧增是当前中缅跨境婚姻的一个典型特征,与亚洲地区其他地区跨境婚姻现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共同的特点包括:从相对贫穷的国家嫁迁至相对富裕的国家/地区;主要发生在移民输入国/地区的社会底层;产生于同源文化内部,并不断向外扩展。中缅跨境婚姻呈现阶段性剧增的原因在于:宏观上,婚姻移民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境外劳动力转移至中国的特殊形式;中观上形成了一个移民反馈体系,吸引更多的潜在移民者参与婚姻移民行动;微观上跨境婚姻移民受社会文化观念影响,自主选择并最终完成了跨境婚姻移民行动。面对跨境婚姻移民人口阶段性剧增的现实,中国政府应将其纳入人口发展战略规划中进行研究,在顶层设计中制定相关政策法规。

云南省跨境婚姻实证分析及社会学思考

云南省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年越来越凸显。跨境婚姻人群大多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水平低,初婚年龄偏大,是造成娶外籍媳妇的主要原因。婚姻习俗中择偶标准的俗定、女性离乡择偶、生育文化的性别偏好、人口性别比的上升,边疆农村青年婚姻观念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传统向新型、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是促使边境贫困山区跨境婚姻行为增加的重要因素。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

跨境婚姻行为选择的主体性特征及制度困境——以云南边境地区为例

跨境婚姻社会事实作为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是客观社会环境结构作用的产物,更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的主体性选择的结果。在"事实"与"制度"的冲突中,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的社会控制职能之间的矛盾使得跨境婚姻面临制度困境。

跨境婚姻的法律属性及其困境突围

我国边境地区存在大量的跨境婚姻,其中没有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跨境婚姻实际上应定性为"涉外非婚同居"。关于跨境婚姻的法律属性,经历了"事实婚姻""非法婚姻""非婚同居"等不同的认识变化过程,对其进行治理的相关规定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与跨境婚姻相关的立法、司法、执法及守法等环节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导致对其治理逐渐陷入困境。虽然《备案登记证管理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也许是一种可能的突围路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边境地区实现良法善治,需要处理好法治实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关系、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容错机制的关系,不能以某个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对其进行完全否定的理由。

韩国和日本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策略的分析与启示

跨境婚姻移民的社会治理是亚洲区域内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本文分析了婚姻移民和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可以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对婚姻移民进行治理,详细梳理了作为单一族群性国家的韩国和日本对婚姻移民治理策略的转变和实施过程,并就这些政策对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透过对韩日两国治理经验的分析,认为跨境婚姻移民的本土治理可借鉴日韩经验,分阶段解决跨境婚姻移民的身份问题,改变婚姻移民的弱势地位,发挥其在接收社会和家庭内部作为劳动力的优势力量。

云南施甸县跨境婚姻人群空间分布及HIV感染现况分析

目的对施甸县内跨境婚姻人群特征、人群空间分布及艾滋病感染现状进行分析,为当地针对该类人群进行艾滋病防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跨境婚姻夫妻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夫妻双方一般人口学信息、HIV检测情况等。对人口学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对人群进行空间分布研究,并分析人群HIV感染情况。结果共调查跨境婚姻夫妻1 149对,其中外籍配偶与中国籍配偶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原籍婚姻方面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跨境婚姻人群总体呈全县范围内弥散分布,县城及其周边乡镇分布稍多,但不存在明显聚集。共发现HIV阳性病例20例,感染途径均为异性性传播,病例亦未形成空间聚集。发病年龄集中在(20~40)岁年龄段,职业均为农民,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有70%的病例有过非婚异性性接触史,且此类情况在夫妻双方间均存在。结论施甸县跨境婚姻人群和HIV阳性病例均尚未形成明显空间聚集,婚外异性性接触为其感染主要高危因素,应持续关注,重点防制。

我国跨境婚姻的历史寻径与现实审视

婚姻关系以及在婚姻关系基础上建构的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和基本的研究单位之一。跨境婚姻是跨文化群体间的通婚,其发展轨迹离不开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诸多背景,当代中国跨境婚姻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政策的更替而更具复杂性。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跨境资本和人员流动,也改变了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认知和行为。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拓展了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的选择空间。全球劳动力市场、区域人口性别结构、国家与地区间经济差异,以及跨境群体间文化相似性,都是跨境迁移和婚姻的主要拉动力量。输出地区和接收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特质和人口结构会对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同时产生推力和拉力影响。当代中国跨境婚姻的现状就是在外因和内因、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滇越边民跨境婚姻的社会管理对策研究——以云南中越边境金平县为例

长期以来,滇越边民以地缘为条件,以民族认同为纽带的跨境通婚日趋于频繁,并在中越两国边境长期生活。但在现实中,滇越边民的跨境通婚多数为非法婚姻,足以引发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稳定和国家稳定的一系列问题。对滇越边民跨境婚姻的社会管理进行分析研究,拟提出解决边民跨境婚姻的对策。

中越跨境婚姻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对策

中越跨境婚姻有历史渊源,但给边境地区带来社会治安管理、信息安全隐患、卫生安全、邪教危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加强预警和政策上的特殊倾斜,明确处理跨国婚姻中的户籍、国籍问题。充分发挥正面效应,帮助提高生产能力,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加强边民固边守边意识,建立模范边民奖惩机制等。

边缘困境与渴望融入:中越跨境婚姻子女在学校交往中的身份重构

通过对跨境婚姻子女及社交群体的话语分析,发现跨境婚姻子女面临刻板印象、言语污名两大结构性困境。在此境遇下,他们以“不管”“幼小”“抗争”等表达方式塑造“常人化”形象、“弱小化”形象、“被误解者”形象,这进一步加剧了其边缘处境。究其原因,跨境婚姻家庭的多重弱势身份是根源,子女既受到社会分层下的结构性排斥,又产生自我边缘心理回避学校互动。为了消解这一困境,需要从宏观社会和微观心理两个层面出发,通过包容性治理手段构建“无排斥、无歧视、无分类”的教育氛围,并利用跨境婚姻子女的跨文化优势,发展其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独立人格,以保障个体生存、维护边疆和谐稳定。

边民跨境婚姻:走向结构论和互动论相融合的研究取向

边民跨境婚姻是中越边境地区社会生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偏向于在结构论视野和框架内展开讨论,而在互动论看来,边民跨境婚姻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产物,也是"边民"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日常生活实践。因而,在边民跨境婚姻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以村落共同体(社区)为载体,以婚姻本身为主线,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考察两种话语系统背后的生活逻辑和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