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微区域合作与跨境安全

微区域是全球化、新区域主义与跨境联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建构了以次国家层次为基本单元、以跨境联系为基础的区域互动新层次。本文通过剖解区域层次构成,厘清了微区域与区域、次区域等的关系,并将微区域主义区分为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合作两大维度。指出,当前重跨境经济合作、轻跨境安全合作的现状会致使经济合作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进而会导致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负相关。东盟"增长三角"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区域自主与国家安全是"增长三角"产生的安全诱因;综合安全与伙伴关系是"增长三角"发展的主要安全推力;而开放治理与"搭便车"可能成为"增长三角"深化的潜在安全阻力。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与跨境安全治理

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中缅跨境安全复合体及其治理

近年来,随着缅甸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频发军事冲突,中缅边境安全问题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中缅两国因经贸往来、基础设施等合作,已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种"安全相互依赖"的格局。对中缅边境而言,"安全"不再是一个单维度概念。厘清其"不安全"的扩散机制,需从"安全复合体"角度审视中缅边境。在中缅边境这一"跨境安全复合体"中,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各安全领域通过各自的发展互动形成了消极的安全外部性,并透过中缅边境向两国扩散了跨境的安全影响。目前,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虽已开始执政并加速民族和解进程,但尚有民族地方武装尚未签署全国停火协议。当军事、政治冲突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应对中缅边境在经济、社会及环境方面的安全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中缅边境现存的边境联络官办公室机制,不仅在治理领域整合了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元议题,更取得了不俗的治理效果。随着未来边境安全问题的复杂化,中缅边境亟须治理领域更广、制度框架多边、治理主体多元的治理机制来应对更大的挑战。

“创造性介入”与跨境安全治理——以湄公河惨案后续处理的国际合法律性为例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日益频繁,各类跨境安全威胁也与日俱增,对中国的周边外交特别是跨境安全治理提出了重大挑战。2011年10月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后续处理行动,成为通过"创造性介入"实现跨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尝试。本文重点考察这一案例的国际合法律性问题,即从国际法角度来分析中国对该案件的管辖权、跨境侦查、引渡与审判嫌犯、判决执行等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此举不仅符合国际法律规范和规则,而且通过跨境安全治理提升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尽管不能高估其普遍意义,但这一跨境安全治理尝试对中国未来的周边跨境安全治理、海外利益和公民保护等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

跨境安全与发展:澜湄区域的边境治理

澜湄区域治理是澜湄六国为了应对共同的问题和谋求共同的发展而形成的区域性合作共识和具体的实践。随着澜湄合作的不断深化,连接澜湄国家的边境地带也逐步形成一个新的互动层面,并成为决定澜湄合作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当边境地区逐步变成一个动态、开放的前沿地带,我国与澜湄国家之间利益逐渐增多的同时,也更易受到周边国家问题的影响。把边境作为一个焦点进行研究,有利于把澜湄国家的边境问题具体化、深入化。边境地区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的前沿和核心地带,边境治理也是澜湄区域治理的重要一环。以边境治理来推动澜湄合作,对加强澜湄区域的安全与发展及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发展与安全的平衡中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框架

数据本地化存储极富争议,反对者认为其构成贸易壁垒,甚至还将破坏互联网全球互联互通的特性。支持者指出世界范围内有不少国家都做出数据本地化存储的规定,其中不乏发达国家。为弥合分歧,本文从中外数据本地化存储实践中,抽象出描述数据本地化存储的严苛度模型,并以目的和手段之间的适当性和必要性为指针,构建出一套"数据本地化存储合理界限理论"。文章从该理论出发,检视《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并给出基本评价。最后,文章以"数据本地化存储合理界限理论"为主体,提出数据跨境安全评估办法的总体框架。

纵向岭谷区生态系统变化及西南跨境生态安全研究

位于我国西南、以纵向山系和大河为主体特征的纵向岭谷区,其地表主要自然物质、能量输送和人类活动等,表现出明显的“通道—阻隔”作用,产生了复杂多样的关联效应:使其成为亚洲大陆主要的纵向生物走廊、避难所和我国与东南亚重要的生态廊道,拥有北半球除沙漠和海洋外的各类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物种的高富集区和世界级基因库,但其生态脆弱、灾害频发;主导了区内多民族沿河谷分布、在山间盆地聚居的“大分散、小聚居”格局,其社会经济发展地域分异大。因此,该区一直是地学和生物学等研究地表复杂环境系统与生命系统演变规律的关键地区,在全球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该区资源富集,短期开发行为多、环境退化加剧、贫困普遍,保护与发展矛盾极为突出,在西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化边缘为中心:非洲的跨境安全研究

基于其独特历史,非洲复杂的安全挑战大多具有跨境性质,使跨境安全研究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国家安全研究。非洲跨境安全研究源于地区和国家的治理能力不足,跨境地区的领土化—再领土化进程,复杂的发展—安全关联,以及各国安全复杂互动形成的消极安全复合体等多重因素互动。非洲的跨境安全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分裂的,尽管其研究议题可从人、物及人物结合三个层次加以识别,但其理论视角和治理实践等在地区和国家两个层次上截然不同:地区层次上更重视系统性理论、方法和机制建设,而国别层次则呈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关切相互交织的局面。随着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跨境安全正成为非洲超越国家安全、推动地区一体化的首要关切;缘于应对复杂挑战而来的丰富经验,非洲学术界有可能突破西方主导,推动非洲特色的跨境安全研究。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及其跨境非传统安全治理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建立陆上安全通道以消解能源安全之虑、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乃至相关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世俗化,消除国际"三股势力"滋生土壤,以东方智慧消解美国等霸权国家的围堵、遏制,提升中国国际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政治、经济风险与异质文化冲突以及其他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巴两国需要共同努力,与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一起协力应对,才能有利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才能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奠定基础。

中朝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朝边境地带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边境地区从昔日的“边陲末梢”发展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成为各种安全问题汇聚交织的复杂区域和敏感地带,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我国边境治理中不可忽略的主要安全问题。作为与周边国家接壤的特殊空间,边境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加强边境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对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义重大。

“创生融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以《污染物跨境转移与环境安全》一课教学为例

地理学科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在地理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至关重要。以“创生融入”的方式在地理课堂上实施国际理解教育,可以从分析课标与教材、确定目标与评价标准、设计明暗教学主线、创设情境与活动四个方面进行教学设计。

企业境外上市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

企业境外上市场域中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一国主权与他国主权、经济私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三重非传统利益冲突,也产生了跨境数据安全风险。而现行治理则面临着依据有失科学、体系尚不健全、层次结构失衡的困境。中国急需摆脱对“违法—规制”的救济性监管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守法—激励”的预防性治理作为风险应对新路。通过明确数据分类和风险分级制度,构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塑造政府高效监测预警、企业规范自我管理的合作博弈生态,强化正当和差异的包容性事前审查,变单向度提高违法成本的惩罚机制为降低企业守法成本、提高企业守法收益的双向激励机制,实现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为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西南陆地边疆跨境生物安全威胁的治理困境与破解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长期蔓延对各国民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与世界经济的巨大破坏性,使社会各界对生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程度空前提升,为有效治理生物安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陆地边境的特殊性使跨境生物安全治理超越传统的主权领土限定,加大了安全风险识别与治理难度。中国西南陆地边疆在地理形态、地缘政治、民族构成、人口结构、通关方式、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是生物安全问题发生的重点区域。现阶段西南陆地边疆面临地缘、技术、认知、体系四个层面的治理困境,增加了生物安全威胁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分散性。加强西南陆地边疆生物安全治理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构建管控体系、激活科技链条、强化防范引导、推进多维合作等方式统筹推进,形成集生物安全风险识别、防范、化解为一体的综合安全治理体系。

关于借鉴欧盟政策加强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安全认证制度建设的建议

针对如何建设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确立的个人信息跨境传输认证制度的问题,通过重点分析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发布的《将认证作为传输工具的指南》中的认证基本框架、对数据进出口方的监管、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等关键内容,总结该指南关于认证的设计要点与重要结论,提出构建我国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安全认证制度的相关建议。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跨境生物安全问题探析

随着党的十九大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研究跨境生物安全问题成为必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的是一个动态安全系统,要求关注国内国外两种因素,跨境生物安全受其影响在概念、外延等基础理论基础上,如何统筹好国内外安全,特别是防范境外生物输入风险是关键。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越发密切。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区位。伴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合作往来的不断深入,再加上边疆民族地区自身的独特特点和历史文化背景,跨境公共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边疆民族跨境公共安全治理存在应急管理主体、公共安全法律法规、公共安全信息等碎片化现状。因此,文章将从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基础上提出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公共安全的路径选择,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我国亟需提升数据安全国际规则影响力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是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基石,然而国家间数据流动往往伴生着数据控制权的转移,必然涉及国际数据安全互信和规则认同。积极提升在全球数据安全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推动构建有利于本国数字经济发展利益的国际制度格局,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和必然选择。然而,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数据安全规则影响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数据安全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重点分析国际数据安全国际规则现状、趋势和内在成因,客观阐述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为提升我国数据安全规则国际影响力提出建议。

新冠疫情下我国与老越缅边境防控的问题及治理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云南、广西等西南陆地边境地区输入性疫情防控面临较大压力。老越缅疫情出现多轮反弹、域内外国家间边境防控风险外溢、新冠肺炎与其他重大传染病叠加的隐忧和疫情警情双重压力等新态势给边境防控带来挑战。边境地区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老越缅等国疫苗接种的相对不足、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失衡、防控紧迫性认知差异及普遍安全意识失衡等问题,使得我国成为共同边境安全风险“洼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边境防控成效、弱化了对老越缅疫情输入风险的有效拦截。未来应从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共筑边境地区免疫屏障、建立健全边境法治治理体系、提升边境数字治理能力和探索边境经济治理模式等方面加强我国与老越缅的边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