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研究

【目的】面对美欧等大国借助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体系强化全球规则主导权、话语权的新态势,围绕数字中国、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应立足数字经济大国综合优势,统筹发展与安全、国际与国内、发展与监管、近期与长远四组关系,全面推进我国相关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框架体系,形成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的“中国方案”,打破美欧主导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方法】通过论述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基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举措与经验,系统分析跨境数据流动的经济社会价值,以及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时对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体系建设提速,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面临一些不足和挑战;需要对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进行顶层设计。【结论】本文提出构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体系的建议,如加强系统思维,完善制度规则体系,推进分类试点,构建分层治理框架;强化国际合作,共促全球数字治理;深化前瞻研究,做好风险应对预案。

RCEP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比较研究与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跨境数据流动是实现数据最大化利用和数据资源价值的必由之路。目前区域间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主要有RCEP范式、美国范式和欧盟范式。RCEP范式坚持“数字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权理念和有限理性的数据防御主义理念,美国范式体现美国数据霸权主义理念和数据保护主义理念,欧盟范式体现隐私保护优先理念和区域内数据共享理念。各范式在“业务目的数据跨境”治理理念和“执法目的数据跨境”规则内容上具有差异,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本身也存在系统性与碎片化的冲突。未来我国应统筹兼顾两个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以RCEP规则为范本推动全球性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的构建;在国内治理层面加强国内立法与RCEP规则之间的协调衔接,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提出中国方案。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研究

伴随着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数据的跨境流动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实现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数据安全又和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个人隐私等密切相关,因此,如何规范数据的跨境流动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当前,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欧盟与美国具有比较典型的规制模式。本文通过梳理欧美关于数据跨境流动所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它们各自制定的相关国内法,旨在了解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政策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以便对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探索未来进路。

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共性内容要素分析与中国启示研究

[目的/意义]通过对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进行深入调研和内容分析,旨在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和质性文本分析法,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梳理并分析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内容,通过构建政策文本分析类目体系,提炼政策共性内容要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美欧已将数据生命周期思想融入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且二者存在诸多共性,体现出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制定的总体遵循。基于此,文章结合美欧政策内容共性要素,立足我国国情,围绕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三难选择”问题,分别从保障个人数据权利、平衡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维护数据主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思路。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问题与完善

数据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跨境数据传输愈发频繁,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对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的担忧。商业数据丰富的内涵特征加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必要性。应对现阶段在商业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方面存在的立法分散和企业合规难问题,我国应当完善商业数据合规法律体系,为企业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提供明确指引;设立专门、独立的数据跨境监督机构;构建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治理体系,为商业数据的跨境流动的监管提供切实保障;积极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达成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形成全球数据治理统一标准,减轻企业双向合规的压力。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现实困境及纾解路径研究

[目的/意义]在数据跨境流动助推全球化发展这一背景下,探索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路径,为提升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效能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引入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适用化修正,通过剖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基于SFIC修正模型的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纾解路径。[结果/结论]本文构建出“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协同过程-评估反馈”五维一体的纾解路径框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协同治理文化、激发协同主体治理积极性、搭建统一的协同治理平台等多项具体举措,旨在促进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长效化、可持续化健康发展。

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与数据流动的不可能三角问题——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治理为例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作为数字化时代下重要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合作的热点。文章提出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三个方面不可能同时满足。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不可能三角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结合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演变的国际经验,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治理模式的三个维度。基于数据治理不可能三角的视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策略,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动与安全规则体系、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协同机制为突破口,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实现数据跨境有序安全流动。

数据跨境流动的约束性企业规则研究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确立的约束性企业规则是欧盟个人数据跨境传输规则中的适当保障措施之一,它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工具具有显著优势。我国自2021年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仅参照引入了标准合同条款,约束性企业规则还未明确在我国法律中引入。为了便利我国企业“走出去”,我国应引入约束性企业规则。为此,我国应明确约束性企业规则的上位法依据,同时合理借鉴他国实践经验,打造中国式约束性企业规则。

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偏好的全球分布:国家维度的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也蕴含着很多风险与挑战。目前,世界各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已经形成了多种治理模式。美国为维护其数字霸权,全力推动数据“自由化”主张,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则选择推动有限的自由化与严格数据保护。很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数据本地化以推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俄罗斯具有更多的危机意识,从安全底线思维出发,推进严格的本地化与安全化数据治理模式。中国则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以更为灵活和敏捷的思路开展数据治理,保持发展目标与安全目标的动态平衡。以各国在跨境数据治理中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结果作标准,可以构建一个针对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二维分析展示框架。通过对该框架的分析,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示各国跨境数据政策的偏好、特征及互动方式,勾勒出跨境数据流动政策领域以“多模式交织碰撞”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图景。

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何去何从

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以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平等参与数字全球化进程为基点,以数字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跨境数据流动与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权的实现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目前,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数据主权捍卫的单边监管与对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多边监管来维护现有数字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数字发展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国家数字发展权与个人和企业数字发展权之间的内部冲突;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数据主权干涉、发达国家主导规则挤压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与发展中国家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冲突的外部矛盾。本文认为,在数字贸易平台中协调好开放与安全的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数字发展权的最优解。WTO数字贸易规则设置本身应反映发展中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根本诉求。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中国应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的实现。

东盟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研究:进程演进与规则构建

随着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东盟开始关注区域内数字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其中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日益引发东盟及各成员国的关注。本文通过文献调研等定性研究方法,归纳总结东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构建及建设进程,从而分析东盟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其对中国与东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形成的挑战。研究发现,东盟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形成宏观到微观的三层规则体系,主要成员国如新加坡适用多元规则强化与国际对接,而马来西亚将允许数据跨境流动纳入“例外情形”;东盟区域内规则适用较为混乱,内部协调难度大等问题将增加中国企业在东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成本与潜在风险。最后,本文提出细化中国-东盟数据跨境流动操作路径、强化中国-东盟数据安全规则的互认以及探索中国-东盟数据跨境流动新方式等相关建议。

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与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使用OECD-TiVA数据库,探究2000~2020年66个国家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地位对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枢纽地位对数字行业最终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和出口国内增加值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具有数字行业类型、贸易协定地理区域分布、贸易伙伴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且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对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和缩短前向价值链步长两个渠道促进数字行业发展。

数据隐私框架体系视角下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分析与中国启示

欧盟与美国新近建立起包括数据隐私框架以及第14086号行政命令在内的数据跨境流动体系,填补了双边数据流动法律空缺。新体系通过修改规则细节以及引入双重救济机制,较以往协定更为完善,但仍存在数据保护审查法院独立性不足等制度性隐患。欧盟与美国在数据治理模式上一贯存在分歧,数据隐私框架体系充分展现出双方的谈判博弈,特别是在规则制度设计上的角力。欧美分立的数据治理政策显露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并无定式,中国可借机探索并完善符合自身需求的数据流动规制路径,数据隐私框架体系的双边谈判策略及其展露的欧盟立场也可为中国参考,为未来中国与欧盟及其他国家开展数字合作提供良好借鉴。

浅析数据跨境流动背景下中国数据治理之策

数字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致使数据成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数据的流动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但当前国际社会中频繁的数据跨境流动在带动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各国基本数据安全利益造成了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开始以数据主权为依据采取一系列管制措施,从而加强自身对数据的规制,我国也相继出台多部法律法规维护我国的数据权益。然而,需要意识到的是,目前构建数据主权在法理和现实两个层面上均有较大难度,急于构建数据主权可能无法适应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需要。因而,面对平衡好数据安全利益与数字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现实要求,我国采用何种治理模式和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本文将首先阐明当下构建数据主权的不合理之处。随后,本文将立足于我国目前的数据规制体系,提出获取具体数据管辖权、建立统一数据管理实体及积极参与国际统一数据治理规则制定三条治理路径,从而平衡好我国国内数据治理和涉外数据治理两个维度,在维护我国数据安全利益的前提下,保障数字经济平稳发展。

数据跨境流动与国家数据安全治理的冲突与应对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常态,但同时引发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广泛关注。数据跨境流动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及国家机密等多方面的信息,其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跨境数据流动的概念及特点,然后分析了我国应对数据跨境流动面临法律制度不完善、数据分类不明确、技术能力待提高、国际合作需加强等困境,最后提出了应对困境的相关策略,以有效应对数据跨境流动与国家数据安全治理的挑战,保障国家的数据安全。

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治理模式、难题审视及合规进路

[目的/意义]数字贸易已然成为国际贸易新趋势,其良好的发展依赖于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而我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境数据合规。[方法/过程]在全球性跨境数据治理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不断完善本国数据立法,按照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同可以分成重人权隐私保护的欧盟范式、重数据自由流动的美国范式和重数据主权安全的新兴经济体范式。通过审视当前多重数据监管规则,国际贸易企业亟待解决风险严峻复杂和规则模糊冲突两方面难题。[结果/结论]为了应对跨境数据合规困境,国际贸易企业应准确把握数据处理基本原则,内向性完善数据合规体系以化解数据跨境风险,外向性加强交流互助合作以明晰数据监管要求,实现国际贸易业务增长和跨境数据安全合规有机统一。

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关键挑战与实践路径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数据跨境流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释放国内国际海量数据资源价值,将为我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独特而重要的助力。本文基于数据跨境流动这一国际视角,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和催生路径出发,构建了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数据跨境流动通过跃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速技术革命性突破、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讨论了阻碍数据跨境“流得动”和“用得好”的关键挑战,最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基础上提出了有效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充分释放跨境数据价值的实践路径。

数据跨境流通规则博弈与中国应对

如何安全有效促进数据跨境流通和赢得数据跨境流通治理话语权主导权,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当前,受各国数据治理理念,核心利益诉求,深层次个人数据安全、国家数据主权、数据跨境自由流通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论”以及传统数据治理手段制约,国际数据跨境流通领域形成多元治理机制并存、多套治理模板竞争、多轮博弈持续演进的博弈态势,以及数据跨境流通治理碎片化割裂化的局面。当前,我国以国家安全与数据跨境有序自由流动并重为基本特征的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主张,不仅契合我国发展实际,而且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总体而言,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中国方案是一种合意的数据跨境流通治理方案,但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如有些规定不太合理导致企业数据跨境流通操作成本高、数据跨境流通治理参与度低导致数据跨境流通互操作性较差、与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存在衔接障碍等,同时面临国际上异样的声音,甚至存在被污名化、被打压的风险,不利于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中国方案效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在数据跨境流通治理领域赢得话语权主导权、推进数据跨境流通国际治理,我国应坚持多边主义,推动以联合国和WTO为主导的国际机制建设;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扩大中国方案影响力;加强双多边合作,增强数据跨境流通互操作性;对接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提高数据跨境流通治理能力。

RCEP框架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呈现碎片化趋势,导致监管存在盲区。各国借助经贸协定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念,意图将信息跨境传输条款作为核心条款来解决数据监管问题。基于平衡数据自由流动与安全监管的目标,RCEP提出了有成效的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例外性规定。但是,相较于其他经贸协定,RCEP框架下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数据监管问题受到的重视不够,可能导致相对落后国家的数字主权遭到侵犯;二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条款的缺失,会导致数据跨境流动中个人隐私受到损害;三是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具体监管要求宽松模糊,导致法律问题转变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对此,我国应当坚持以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为主、保护个人隐私为辅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理念,进一步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监管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国际合作中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