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跨境治理的国界壁垒及制度应对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越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性,与传统国家主权治理的独立性形成鲜明对立,产生了犯罪的跨境治理需要与国家边界壁垒之间的矛盾。在治理实践中,刑事司法机关借助网络通信技术可以便捷地越境获取情报信息和电子证据,但这与我国的主权立场相悖,且可能产生主权争议。抓捕和追赃与情报信息和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同,无法避开现实存在的国家边界,面临着国家间执法司法协助的意愿与跨境合作的规则衔接问题。为破解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治理难题,应当适当更新数据主权理念、探索制定单边电子取证制度、拓展与优化双边协助协议、推动多边治理公约的达成。

DEPA数据跨境治理规则研究与我国的制度衔接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战略地位越发凸显,世界各国和各区域贸易协定纷纷规定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数据跨境治理规则,以规范和有序促进数字经济贸易的发展。随着RCEP、CPTPP和DEPA等的签署推进,我国也正积极推进加入DEPA。然而我国国内数据治理规则与DEPA相关的数据跨境治理规则有着一定出入,若要更顺畅地推进我国的加入签署进程,则我国需要明晰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外延和规范表达,进一步构建系统性的数据管理制度和统一的中央数据监管机构,同时鼓励我国企业加入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体系并促进监管互认;如此将利于完善数字治理框架体系和关键性规则安排,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进一步打通数据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好促进我国数字经济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纽约—新泽西港务局运作模式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的启示

纽约—新泽西港务局是美国历史上较早创立的跨州联合管理机构,它对于改善纽约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促进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纽约—新泽西港务局成立的历史诱因、近百年的制度建构过程以及运作现况的分析,发现其在四个方面对"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的制度建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即:塑造功能性导向府际关系理念;透过区际联合立法创设跨境治理的"第三种制度";组建地位对等、权责一致的跨境事务协作治理机构;实行公共实体企业化运营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中的包容性府际关系

港澳回归以来,“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跨境治理历经了传统的粤港澳合作和当下的大湾区建设两个阶段,由此衍生了不同的府际关系生态。过往研究多把粤港澳府际关系概称为府际竞合关系和非对称性关系,已无法解释大湾区建设战略下粤港澳府际关系的历史嬗变。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正孕育生成新型的包容性府际关系。它表现为七种结构样态,具有目标诉求趋同、权力地位对等、行动协调联动、利益让渡共享的四大特质。就长远而言,包容性府际关系可否由渐进发展的态势稳固为良性运转的定势,是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行稳致远的关键。这需要中央和粤港澳三地政府综合运用授权、放权、赋权(能)、让权(利)、扩权(增能)等机制,对央地关系、港澳特别行政区内部的三权关系,以及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角色与职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和重塑。

跨境治理约束路径与跨产业战略研究:逻辑与实证

企业的跨产业战略、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理论上讲,良好的企业治理能够对跨产业多元化经营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影响企业价值。文章以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中资企业1997年至2009年时间跨度内的数据为基础,以跨境股权融资背景下的跨产业战略在企业治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传导路径为视角,将三者纳入一个整体逻辑框架来探寻其深层次联系。研究发现,企业治理水平的改善降低了管理者采取有悖于外部股东利益行动的可能性,即抑制管理者从事跨产业扩张的冲动,这也是跨境股权融资背景下企业治理对跨产业战略约束路径的经验证据。

我国数据跨境治理的因应策略研究

在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的背景下,数据跨境治理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问题。文章在对数据跨境治理的基本内涵阐释的基础上,对跨境数据治理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加以分析,指出当前数据跨境治理的主要范式,并提出我国数据跨境治理的因应策略,以回应全球数字经济时代所面临的困境。

大湾区背景下横琴跨境治理与“一国两制”新实践

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横琴的跨境治理不仅肩负着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治理模式的重任,同时还是发展和深化“一国两制”的载体,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起着极为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作用。横琴的跨境治理应以横琴政府为主导,通过琴澳两地政府以及两地的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来进行。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国外典型跨境合作区治理比较研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一国两制”下跨境治理的新实践,具有“两制”的刚性约束,决定了国外理论和经验难以拿来就用,但上莱茵、奥瑞桑德、柏林—勃兰登堡三个典型跨境合作区在跨区域协同治理制度建构方面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三个国际典型跨境合作区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跨境治理的共性,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其差异。三个国际典型跨境合作区在组织协同、制度协同、利益协同等方面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具有借鉴价值,即:建立健全法律协调机制;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充分吸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强资源整合,促进社会民生共融衔接;以产业合作为导向,构建制度化沟通协调机制;加快落实合作区建立常态化评估机制政策,推进合作区决策程序科学化、合理化。

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与展望

海洋具有独特的流动性、生态系统性以及整体性,这就要求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打破国家管辖界限的制约而形成跨界治理。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重要经济体,隔海相望,协同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是实现共同价值目标、共同利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将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对核损害下中日海洋环境治理中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进行研究。以期弥补国内对该领域研究较为零散的现状,从核污水排海的角度出发对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不畅的原因等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在理论和实际上为中日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方面贡献微薄力量。进一步探讨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的新发力点,提升合作的新层次,为核污水排海后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找出适合中日双边合作的发展路径。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成效、问题与完善建议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对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呈现强监管、碎片化等特征,各国都在有效维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积极优化本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鉴于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还存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与发展数字贸易统筹不足、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方式单一、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支持力度有待提升、数据跨境流动“朋友圈”有待拓展、特殊区域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创新不足等问题,本文提出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构、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立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机制、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特殊区域监管政策等举措。

国有跨国食品企业跨境治理的信息化探索与实践——以b公司海外企业风控体系建设为例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国有企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投资价值最大化,结合风控管理和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实践,回顾分析基于数智化IT信息系统的海外企业跨境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目标、方法和过程,旨在通过案例为企业利用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强化海外企业管理、有效防御海外风险管控提供参考,为实现企业国际化管理能力提升提供可供借鉴的样本。

困囿与出路:东盟跨境雾霾治理的国际软法运用之道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东盟跨境雾霾污染循环往复并备受关注。雾霾治理关键领域的国际硬法缺位与创制成本高昂使得东盟“零雾霾”战略目标任重道远。国际软法凭借拓宽国际法律渊源、灵活性高等多维价值功能成为东盟在跨境雾霾治理中的较优选择。但鉴于现阶段国际软法的关键弱点掣肘于雾霾治理规则碎片化、软法保障机制不济与集体治理行动受阻的困囿,东盟各方应不断探寻优化路径。可通过调整国际软法实施保障机制、推进国际软法硬法衔接适用、深化各国跨境雾霾治理能力建设与合作。此外,东盟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充分挖掘跨境雾霾国际软法的治理潜能,实现国际软法治理路径的升级和嬗变。

企业社会责任跨境协同治理层次及体系研究——基于对外投资企业视角

在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深入分析复杂的企业行为与社会责任决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治理问题,重视“走出去”企业社会责任跨境协同治理并构建其协同治理的层次和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文章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脉络,并重点解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以现状分析为基础,将对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跨境协同治理划分为企业内部协同治理、境内跨组织协同治理和境内外协同治理三个层次;然后构建了治理主体整合、治理目标契合、治理客体融合、治理手段复合、治理规则综合“五位一体”的社会责任跨境协同治理体系,提出了体系运行的建议,并指出创建“社会责任治理云平台”以促进和保障该体系的高效运行。

“欧洲领域合作集团”跨境治理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欧洲领域合作集团"是欧盟通过法律形式批准的次级跨境治理工具,它促进了欧盟成员国相邻地区在经济、教育、生态、交通、医疗和综合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提升欧盟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间融合发展水平。国内学界迄今鲜有对其研究,文章总结了"欧洲领域合作集团"产生的历史缘由,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它的运作概况。提出"欧洲领域合作集团"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有以下几点启示:夯实大湾区跨境治理的法治支撑;完善大湾区跨境流动人口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跨境治理体系;践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跨境治理方式。

“创造性介入”与跨境安全治理——以湄公河惨案后续处理的国际合法律性为例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日益频繁,各类跨境安全威胁也与日俱增,对中国的周边外交特别是跨境安全治理提出了重大挑战。2011年10月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后续处理行动,成为通过"创造性介入"实现跨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尝试。本文重点考察这一案例的国际合法律性问题,即从国际法角度来分析中国对该案件的管辖权、跨境侦查、引渡与审判嫌犯、判决执行等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此举不仅符合国际法律规范和规则,而且通过跨境安全治理提升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尽管不能高估其普遍意义,但这一跨境安全治理尝试对中国未来的周边跨境安全治理、海外利益和公民保护等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缅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研究——基于“产教融合”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离不开产业合作、技术合作和人才合作,三者的联动、协同、交融,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共赢发展重要内容,统筹推进人口治理和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区域社会融合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举措。在中缅经济走廊规划蓝图上,以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为支点,以跨境流动人口治理为抓手,促进产能、技术、劳动力等互补性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与增值重组,形成“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示范,对于巩固并深化中缅共同利益、凝聚区域共同体意识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中朝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朝边境地带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边境地区从昔日的“边陲末梢”发展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成为各种安全问题汇聚交织的复杂区域和敏感地带,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我国边境治理中不可忽略的主要安全问题。作为与周边国家接壤的特殊空间,边境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加强边境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对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义重大。

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粤港澳跨境治理的理论与政策创新——首届“跨境治理与公共政策”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洪超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跨境治理是大湾区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而前沿问题,近年来取得明显的成效,同时也面临不少的难点与挑战。为回应时代需求,加强对大湾区跨境治理与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进一步推动我国区域治理研究的深化,由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

“双重闭环现象”与中亚跨境水资源的治理路径——兼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参与

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短期内中亚跨境水资源管理的制度"赤字",诱发了"双重闭环现象"的生成。"双重闭环"包含两大层面:一是由地区国家间水资源分配分歧引发的国家利益博弈的循环,即"博弈闭环";二是由"博弈闭环"导致的环境恶化和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从而造成水资源管理制度"再弱化"的"脆弱闭环"。当前"水资源联合管理模式"的理念、方式和目标与当地的政治社会文化难以契合,因而对打破中亚跨境水资源"双重闭环"的作用效果不彰。中亚国家应以区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分配谈判协商"双轮驱动"的方式应对"双重闭环"带来的挑战。即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内,一方面搭建区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治理的通道,另一方面培育政府引领、兼顾民主与效率的协商机制。此外,还应综合考虑涉事各方的利益让渡与生态补偿等。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