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研究——基于“产教融合”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离不开产业合作、技术合作和人才合作,三者的联动、协同、交融,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共赢发展重要内容,统筹推进人口治理和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区域社会融合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举措。在中缅经济走廊规划蓝图上,以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为支点,以跨境流动人口治理为抓手,促进产能、技术、劳动力等互补性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与增值重组,形成“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示范,对于巩固并深化中缅共同利益、凝聚区域共同体意识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广西边境地区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艾滋病传播相关高危行为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广西边境地区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艾滋病传播相关高危行为现状,为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统一的务工人员(流入)和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的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懂双语的外展人员对越南籍跨境务工人群、越南籍长途卡车司机等两类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分析其中商业性行为者行为特征。结果共调查807人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1.66%,有14.92%的男性调查对象最近一年有过商业性行为,最近一年发生商业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只有52.43%,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84.47%,且以上3个比例越南籍长途卡车司机高于越南籍跨境务工人群,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1)。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工作类型、年龄、文化程度、HIV感染传播与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的商业性行为有关。结论越南籍跨境流动人口高危性行为比较高,今后干预工作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工作类型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套推广使用活动,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

“微区域合作”架构下的中缅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研究

随着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境外产业园区、自由贸易实验区和“经济走廊”核心区(此类区域简称为“跨境合作微区域”,此类跨境合作定义为“微区域合作”)建设的持续加快,我境内企业(包括种植业)和“走出去”企业所形成的用工需求,对毗邻国家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然而,由于政策制度、机构设置、管控措施以至治理手段等,严重滞后于急剧增长的外籍务工人员规模数量和日趋复杂的周边外交合作关系,导致外籍人员聚居区犯罪率居高、非法停居留比例大、劳动保障纠纷多等问题突出。鉴于云南在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以中缅边境地区境外流动人口治理为龙头,探索建立一种超越边境范畴、跨越区域界限的跨境合作治理模式,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具有现实的示范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下的跨境流动人口治理--以中缅边境为例

全球化大趋势下,跨境流动人口问题是各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传统的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策略以国家(政府)为治理主体,往往忽略了地区情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限制了跨境流动人口正效应的发挥,导致传统治理模式陷入"疏堵矛盾"突出、标本兼顾困难的治理困境之中。因此,打造包含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综合治理体系,是一种突破原有治理困境,创新跨境流动人口治理机制的有效探索。

中越跨境民族与边境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研究

跨境民族是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纽带和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它们之间各种交往交流交融也为边疆社会长治久安浇筑坚实基座。中越跨境民族在文化交流、跨境婚姻交流、跨境劳务合作和跨境商贸往来等主要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势如破竹,与此同时跨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对边境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发挥着重要功能。由此提出,促进中越跨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边境流动人口治理有机融合,把跨境民族治理与跨国区域治理有机结合,构建边境两侧双边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和跨境民族等多元主体参与边境流动人口协同治理模式,以及制定有跨境民族共同参与的边境流动人口多元治理主体集体行动规则体系,以此优化中越边境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