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跨境烟霾问题及其治理合作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东盟国家大规模毁林开荒引发火灾,加之泥炭地干旱自燃,致使跨境烟霾逐渐成为区域内主要环境问题,并影响到东盟国家间关系和东盟的公信力。对此,东盟建立健全治理合作机制,敦促东盟国家在行政改革、财政支持、教育培训、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使跨境烟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促进了东盟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但受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东盟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其治理合作机制依旧不健全,存在缺乏改革动力、执行进程缓慢、合作效率低下和治理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彻底解决该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

精英“庇护”效应:以印尼跨境烟霾治理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印尼油棕产业的扩张,大规模毁林开荒引发火灾,导致跨境烟霾污染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公共环境问题。对此,东盟通过立法、划定权责界限和开展国际合作等方式建立区域治理机制,作为治理主体的印尼也制定了相应的法例来规范种植园公司的行为,但治理效果未达到预期。通过分析种植园公司非法燃烧活动的动机和规避法律风险的机制可以发现,在资本短期效益的驱动下,本土种植园公司、跨国种植园公司和印尼政府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互动关系。种植园公司向中央或地方政府精英提供资本支持和政治回报,而处于互惠关系下的印尼政府,在土地许可证发放和非法经营审查中积极为种植园公司提供庇护。这种精英关系网络的建立和巩固削弱了各方为公共环境治理所做的努力。因此,在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相互联结的背景下,印尼在现代工业化改造的过程中,需要在兼顾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找到平衡点,探索出一条与当前全球治理的逻辑相契合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