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证券犯罪管辖的理论辨析与制度构建

以交易地作为跨境证券犯罪管辖地的“主场原则说”,忽视对于违反证券行政管理规范责任与证券欺诈行为责任的类型区分,对跨境证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评价并不完整,同时混淆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的界分,故需要重新辨析其作为确定跨境证券犯罪管辖权的理论依据。新修订《证券法》的域外管辖权条款与刑法总则关于域外效力的规定,是互补关系,而非排斥关系。对于我国跨境证券犯罪管辖制度的构建,应当在立法管辖权层面积极主张管辖权,在司法管辖权层面进行个案管辖便宜性的判断,在法律适用层面合理地采取实质解释方法,从而正确行使对跨境证券犯罪的管辖权,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声誉和竞争力。

跨境证券投资波动风险防范国际经验研究

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拓宽跨境投融资渠道,对于稳步推进我国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证券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跨境投资政策供给不断增加,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如何实现符合我国实际的、安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举足轻重。本文通过跨境证券投资开放国际经验的比较与借鉴,对我国今后证券投资开放风险防范策略提出几点建议。

我国跨境证券投资发展与上海自贸区金融制度改革

本文分析了我国跨境证券投资发展的主要特点:发展迅速、相对规模小和双向流动趋势日趋明显。指出以额度管理为主要方式的跨境证券投资,在当前资本账户管制背景下,可能仍然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模式。结合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先行先试,总结了自贸区金融制度改革的主要经验。

新时代背景下构建跨境证券监管协作机制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跨境证券交易日趋复杂化。在此背景下,跨境证券监管协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在厘清跨境证券监管协作相关概念范畴的基础上,梳理我国跨境证券发展现状和当前我国跨境证券监管协作机制运作实践,分析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跨境证券监管协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跨境证券实益持有人权益保护:挑战与路径

跨境间接持有证券以其便捷、高效和低成本的优势备受全球证券市场的青睐,但同时也让实益持有人的权益保护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妥善保护实益持有人的权益成为全球证券市场亟待解决的难题,而选择何种保护路径无疑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一国国内法仅能降低实益持有人的中介风险,无法降低法律不确定性风险和间接持有体系失信风险,但国际证券公约可弥补国内法的不足。因此,国际证券公约成为国际社会的首选路径。国际证券公约包括冲突法公约和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公约,二者在跨境证券实益持有人权益保护问题上均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保护实益持有人的权益。

基于QFII业务的跨境证券交易网络模式研究

在中国A股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逐步接轨的背景下,QFII在中国的投资一直呈现增加态势。从提高证券交易效率、安全及降低交易成本而言,基于QFII业务的跨境证券交易网络成为未来发展的需要,但当前国内尚无成熟、功能完整的跨境证券交易方式。本文基于QFII业务特点、业务发展要求及相关金融信息协议等要素,构建了三种证券交易网络模式,分别是独立业务模式、集成交换模式和智能交易模式。依据不同阶段适用模式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和比较,并给出了实施原则与实施方式建议。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跨境证券投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随着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推进,跨境证券投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通过构建考虑了资本市场收益率以及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ISLM-BP模型对跨境证券投资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相互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探究,并基于中国2005年7月—2016年8月的月度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跨境证券投资与人民币汇率、股票市场收益率、短期利率的联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四者的关联性存在明显的区制特征,区制1主要包括次贷危机时期(2007—2008年)、欧债危机时期(2010—2012年)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2015—2016年),经济呈现"股票市场收益率较低、跨境证券投资较少、短期利率较高、金融市场波动性大"的状态;区制2主要包括次贷危机前夕(2005—2006年)、次贷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时期(2009—2010年)以及欧债危机后的调整期(2013—2014年),经济呈现"股票市场收益率较高、跨境证券投资较多、短期利率较低、金融市场波动性小"的状态。第二,当处于资本市场化进程较快、金融市场波动性较大的区制阶段(区制1)时,跨境证券投资与国内金融市场的联动关系更加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具有借鉴价值和政策启示。

跨境证券投资对我国股价和汇率的影响

随着我国跨境证券投资在金融账户中的占比逐渐增大,研究其对我国股价和汇率的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国内在研究跨境证券投资对我国股价和汇率的影响方面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跨境证券投资对我国股价和汇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跨境证券投资流入对我国股价和汇率具有正向影响(人民币升值),但都不具有长期持续性影响。在政策方面,建议我国加强对跨境证券投资的监管,规范投资渠道,平滑投资额度的规模,稳步推进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企业的投资和融资渠道,降低跨境证券投资大幅波动对我国股市与汇率的冲击。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证券侵权纠纷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深港通”为切入点

深港通交易中,因证券交易地和投资者所在地分处不同的法域,在管辖权、法律适用等方面容易产生冲突,如何解决跨境证券侵权行为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成为法院面临的难题。新《证券法》确立了“效果主义”的域外管辖原则,但并未明确具体适用的标准。结合“深港通”证券监管的“主场原则”,建议内地法院在处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证券侵权纠纷管辖权冲突时,首先应遵循“属地管辖优先,域外管辖例外”的原则,即由证券交易发生地法院优先管辖,只有在侵权行为对内地证券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利益产生实质性的、直接的、可预见的影响时,内地法院才行使域外管辖权。在明确管辖权后,应以法院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内地与香港还可以协商统一证券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则,试点大湾区证券侵权纠纷联合解决机制,通过设立联合法庭、联合仲裁庭等方式,促进规则对接,统一法律适用。

开放背景下个人跨境证券投资规模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含误差修正项的ARDL模型

本文首先对我国个人投资者跨境证券投资资金规模进行测算,估计其整体规模为“万亿”量级,与我国银行结售汇市场的月度规模为同一数量级,风险可控。同时运用含误差修正项的ARDL模型定量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得到以下结论:(1)财富积累是个人跨境证券投资的制约因素;(2)房价上涨和开放程度的提高是促进因素;(3)股价对个人跨境证券投资呈现双重效应;(4)利率呈现单向影响体现投资者逐利性;(5)经济发展基本呈现正向作用等。本文的重要贡献是为个人跨境证券投资规模提供了一种测算思路,并且创新性地结合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资产配置理论,对个人跨境证券投资者群体的投资资金流动进行研究。

全球跨境证券投资:总体规模收缩 股债流向分化

在地缘政治风险、通胀压力以及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2022年全球跨境证券投资总体流动规模有所收缩,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债券市场对外资吸引力呈现分化。2022年,受美联储激进加息、新冠疫情反复、乌克兰危机推升全球避险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剧烈震荡。

文化距离与跨境证券投资选择:影响及比较

本文将文化距离纳入改进后的投资引力模型,利用二维聚类法对Schwartz的三类文化距离与两类跨境证券投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比较,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对跨境股权和债券投资均主要产生负影响,其中投资双方基于实现个体还是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文化差异,对跨境股权和债券投资的负影响均显著,且对前者的影响一般小于后者。因此中国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后,短期应与自身文化差异小的周边地区发展跨境债券投资,长期应缩小与美欧在个体利益、集体利益认知上的差异,稳定跨境股权投资流入。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证券执法司法问题探析

内地与香港证券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跨市场融合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互联互通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长远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也为证券执法司法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不法投资者可能利用互联互通机制,通过更为隐蔽的手段进行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在此背景下,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推动建立全面高效的跨境监管执法司法合作机制,有效防范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为粤港澳大湾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合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司法保障。

以融资租赁为突破口,推动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跨境资产证券化

当前,上海自贸区在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建设、监管协调,外汇、法律与税务制度建设方面存在不足。上海自贸区应以融资租赁为突破口,坚持"先企业资产证券化、后信贷资产证券化","审慎选择、适度扩大"基础资产范围;坚持"先跨境外币资产证券化、后跨境人民币资产证券化",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善监管政策,强化监管协同;完善税收制度,简化审批流程,积极推进区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境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为区内跨境资产证券化试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创新融资模式 助推自贸区跨境资产证券化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愈来愈多的金融活动已超出一国政治与地理之边界,以达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金融资产有效配置的目的。本文着重分析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发展,通过对跨境资产证券化的作用以及对我国现有的一些较为常见的融资方式进行研究,探索融资新模式,推动自贸区跨境资产证券化,进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跨境证券投资促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

外汇局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为重点,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持续提升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化水平,有序满足境内投资者配置境外金融资产的合理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局始终围绕国家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需要,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跨境证券投资由渠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形成涵盖多渠道、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跨境证券监管的底层逻辑、态势感知与实施路径

面对日益频繁的跨境证券交易和境外投融资活动,基于各国数据流动立法、保护监管机构设置、安全保护标准的不尽相同,不可避免地出现跨国证券监管面临着法律冲突、贸易壁垒、等多维挑战。无论是2020年发生的瑞幸咖啡造假案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处以12亿美元罚款案,还是2021年“滴滴”中概股低调赴美上市遭网络安全审查后启动退市引发“蝴蝶效应”,都凸显了跨境证券监管中的数据安全问题的规制已是刻不容缓。无论是从纵向历史、横向比较、个案研究的角度看,我国的跨境证券监管现状集多元制约因素。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机制缺陷、风控危机、披露失灵等问题,而世界范围的金融欺诈、内幕交易、虚假买卖等不良现象也层出不穷。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可以从监管遵从这一合作新机制、科技监管这一新硬件、风险模式这一法律协调模式等方面提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具体意见。

QFII制度下跨境间接持有证券的法律问题

本文首先指出将QFII经纪业务强行置入我国现行的直接持有法律框架的做法,并不利于保护跨境投资者的权利。接着从国内法和国际法层面对QFII进行法律分析,提出将我国的直接持有体系改造为间接持有体系的建议,并指出在国际社会层面制定统一实体法规范,来明确间接持有证券法律关系中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要求,主张将QFII间接持有的境外投资者的证券权利界定为信托财产。

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证券跨境监管的思考

内地与香港之间证券监管体制的局限性使得两地无法对在香港上市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以备忘录为主要形式的两地证券跨境监管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显现出其弱点,无法对相关的人和事进行实质性调查与监督。本文认为,加强内地与香港证券监管立法,授予证券监管机构必要的执法权力,是加强在港上市内地企业证券监管的重要途径。

在港上市内地企业的证券跨境监管制度研究

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增多。而两地之间证券监管体制的局限性使得对之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管。以备忘录为主要形式的两地证券跨境监管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显现出其弱点,无法对相关的人和事进行实质性调查与监督。加强两地证券监管立法,授予证券监管机构必要的执法权力,是加强在港上市内地企业证券监管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