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协调研究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中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协调,已成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框架中的重点与关键。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运用Diebold和Yilmaz(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下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货币政策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总溢出指数、定向溢出指数和净溢出指数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并且两类政策的交互影响正不断强化;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由不同的溢出效应所体现;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双支柱调控框架以货币政策为主,反之则是宏观审慎政策起主要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双支柱政策的协调应考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新环境,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数据,运用动态溢出指数的方法,实证研究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情形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结果表明,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和二者间的定向溢出指数均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双支柱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起主要影响;反之,宏观审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平均交互影响水平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本文契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为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支持与借鉴。

跨境资本流动异常预警模型与先导指标选择

跨境资本流动异常现象广泛存在于金融危机前后,准确判定异常并识别出先导指标是研究跨境资本流动异常预警以及降低危机发生的关键所在。由于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资本跨国界流动异常繁多,所以确定先导指标进而对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异常进行预测十分必要。为此,文章基于2008—2018年月度新兴市场各国总资本流量数据,首次借鉴危机预警模型中的Logit和随机森林模型对样本国跨境资本流动异常进行预测研究,比较和分析不同模型的预警效果,并识别出相应的先导指标。

跨境人民币与外汇管理业务协同管理政策探究

近年来,随着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快速推进,跨境人民币各项业务规模迅猛增长。但在管理上,跨境人民币政策和外汇政策还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状况。如何实现本外币管理政策协同发力,防范异常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是摆在央行面前的迫切任务。本文对当前跨境人民币与外汇管理政策进行了纵深比较,剖析了当前跨境人民币与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境外本外币管理中得到了经验教训和启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境人民币与外汇协同管理的政策建议。

政策不确定性、隐性市场干预与资本异常流动:基于15个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选取15个新兴经济体2003~2018年的季度数据,构建面板数据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政府隐性市场干预对资本异常流动的结构性影响。结果显示,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出现资本异常流出和异常流入规模的减少;此外,新兴经济体通过隐性干预手段在提振国内市场信心的同时增加了隐性交易成本,从而强化了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效果。因此,新兴经济体在面对外部不确定性时应适当选择隐性干预措施,以实现对本国资本流动审慎管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