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工具的国际经验梳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监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上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认识随着形势发展在逐渐变化。各国为应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出台过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IMF等国际组织及部分专家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梳理、总结,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角度,但不够直观,对业务实践的指导、参考价值还不充分。本文基于政策实施对象、政策针对的业务种类,对各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国际经验进行梳理,建立各国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矩阵式分类框架,为我国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托宾税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国别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面临显著的跨境资本流动负面冲击。中国管控资本流动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隐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传统的资本管制工具有效性下降。运用托宾税(Tobin tax)管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是可行选项,巴西、智利、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托宾税实践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托宾税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宏观审慎政策的工具之一。

印度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经验和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的兴衰波动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度作为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流入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系统梳理印度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资本流动监管政策,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资本流动的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与全球金融治理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本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性、波动性、周期性和各国之间的关联性等进行梳理,发现尽管跨境资本流动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国家之间缺乏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协作框架。鉴此,本文介绍了当前国别层面主要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在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下,对三次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治理模式变迁进行了梳理,发现当前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陷入多种模式的重合与冲突中,缺乏统一框架;建议构建由国际金融机构组成的全球金融监管结构框架,增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为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尤其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本文分别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议。中国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全球金融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世界提出了“中国方案”。

IMF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制度的新认知述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IMF一改过往数十年间对跨境资本开放一味支持的立场,转而在"整体方法"基础上完成蜕变,形成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新认知———"体制观"。"体制观"吸收此前危机教训,不再以各国资本项目开放作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制度的预设目标,而是在开放和管控之间取向中性,同时强调一国的资本流动开放须与一定的体制发展挂钩,并重新厘定各类资本流动开放的顺序。"体制观"及其借由IMF监督功能而对各国制度的引领,适应了不同国家实行不同跨境资本流动制度之需,为各国以多元手段应对此种流动带来的挑战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也为IMF向各国提供有关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致性指导建立了一个共同框架。"体制观"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撑,且与各国在各类国际协定项下承担的义务难以协调,也难以顾全IMF成员国的特殊需要。但就"体制观"与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资本项目充分开放的关系而言,二者具有调和性。

全球性外部冲击、宏观审慎政策与跨境资本流动

当前全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突出,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愈加明显。现有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有效管理全球性外部冲击下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本文利用2000~2021年间中国、印度、巴西等28个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实证检验全球性外部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上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体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从管理效果上看,宏观审慎政策应对全球性外部冲击带来的直接投资、外债等资本项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全球性外部冲击时,并不以牺牲外汇储备规模为代价。基于此,建议持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管理框架,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与产业、货币等政策的协调性,同时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中的“稳定器”作用。

台湾地区外汇资金跨境流动管理经验与启示

本文回顾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外汇资金跨境流动管理沿革,梳理台湾地区外汇资金跨境流动管理的举措和经验,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阐述对大陆加强外汇资金跨境流动管理的启示与建议。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经合组织国家资本项目开放评估

为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资本流动自由化准则》(以下简称《准则》)16大类100项资本交易清单及其评估方法,本文对OECD国家资本项目开放水平进行了评估。总体看,OECD国家资本项目平均开放水平约93%,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包括英国(99%)、法国(99%)、日本(98%)、美国(95%)等;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主要为土耳其(70%)、希腊(63%)等。分项目看,OECD国家跨境融资与个人业务开放度最高(接近100%),其次为对外直接投资(95%)、跨境证券投资(90%)和对内直接投资(84%),而跨境房地产业务(80%)和衍生品业务(80%)开放度相对较低。OECD国家资本项目开放路径和经验表明,各国应结合自身发展阶段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合理设计开放顺序和路线图。

我国非金融企业境外债券融资研究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投融资“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境外发行债券融资已成为非金融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随着外汇管理改革不断深化,跨境发行债券融资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非金融企业的外债融资规模增速迅猛。本文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到香港发行美元外债,房地产行业成为其中的主力军。对外直接投资需求、境内外发行债券利差、境内外货币流动性差异、汇率预期、监管政策等是影响非金融企业境外债券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总体债务水平风险可控,但美元不断走强提高了境外融资的偿还成本,境内的债务违约潮有可能蔓延至境外债务。无评级债券占比大、债券集中到期、外汇风险敞口套保比例低等问题需加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