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应对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是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全球化与国内资本项目逐步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障碍和风险。文章剖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中心-外围"博弈,说明新兴经济体增加储备货币的行为是以信用本位为特征的,是美元主导的牙买加体系下美国不断增加美元供给策略下的被动选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造"三元"鼎力格局有助于改变当前过分依赖美元、美元过度供给与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从而降低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中国应当把跨境资本管理纳入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建立统一口径的危机预警机制,切实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突停风险。

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亟需加强政策监管。文章构建一个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深入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双支柱”政策应对效果。结果显示:第一,美联储加息产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造成经济下行。第二,面对美联储加息,小幅跟进式加息能缓解产出波动,但不能缓解汇率、跨境资本和资产价格等波动,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都较大;“双支柱”政策相比加息政策有明显优势,既能抑制跨境资本流出,又能降低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第三,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钉住产出、通胀和汇率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钉住跨境资本波动;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增大,社会福利损失逐渐减小。

全球性外部冲击、宏观审慎政策与跨境资本流动

当前全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突出,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愈加明显。现有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有效管理全球性外部冲击下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本文利用2000~2021年间中国、印度、巴西等28个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实证检验全球性外部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上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体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从管理效果上看,宏观审慎政策应对全球性外部冲击带来的直接投资、外债等资本项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全球性外部冲击时,并不以牺牲外汇储备规模为代价。基于此,建议持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管理框架,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与产业、货币等政策的协调性,同时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中的“稳定器”作用。

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事后监管框架探索——基于非现场核查工作的思考

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推进,市场主体办理跨境投融资业务的便利性逐步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事后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和精准性面临更大挑战。资本项目事后监管是发现市场主体外汇业务合规性问题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框架的主要途径。本文基于非现场核查工作实践,探索构建涵盖监管目标、法律体系、监管抓手、监管工具等内容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事后监管框架,以期对进一步推动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控体系做出有益探索。

从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到监管科技

面对跨境资金流动既带来资源配置优化也带来金融风险甚至货币危机的基本事实,本文从历史经验和理论角度出发,探讨了跨境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并结合国际观点论述了跨境资本流动的中国实践。本文的主要启示有:(1)金融业开放对于一国的影响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还是带来不稳定冲击,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宏观的、全局的风险管理能力;(2)历史上,跨境资金大进大出风险往往不是某个机构的合规性问题,更多体现为宏观层面多指标牵引而形成的市场一致性预期,因此,风险管理不应是治标型的微观资本管制,或对微观主体的“贴身紧逼”,而应该是总量性的宏观管理;(3)真正意义上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需要既能从宏观层面防范外部冲击,又对市场限制最小,并具有跨周期一致性、透明性和非歧视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在实践中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对跨境资本流动情况进行及时准确的监测;二是在跨境资本流动异常波动时要能及时归因,寻找到能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特征指标,这也是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的调控之“锚”。未来,监管科技手段将成为助力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变革的关键,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在预警和防范风险的同时,真正实现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