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加速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动因

2013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7月8日，美欧双方贸易代表齐聚华盛顿，开始了TTIP第一轮谈判，谈判于7月12日结束。本轮谈判初步确定TTIP将涵盖市场准入、投资、服务、监管等20项议题。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3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高调宣布美国将启动与欧盟的TTIP谈判（THP是“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的缩写，意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准备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FTA）。目前，双方已经启动该谈判的国内程序，第一轮正式谈判将在7月开始。根据美欧双方的规划，该谈判将争取在2014年年底结束并达成协议。

区域贸易协定新趋势下《跨大西洋伙伴协定》的负面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呈现出新趋势,不仅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内容和目标也扩展到投资、竞争、环境、知识产权、劳工标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以及"贸易追加"议题。这种趋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伙伴协定》势必使这种负面影响更突出:它将带来贸易转移而非贸易增长的结果;将进一步侵蚀多边贸易体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使优惠原产地规则变得更复杂;对多边贸易体制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界定构成挑战;使陷入僵局的多哈回合更难走出困境。在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两大自由贸易区的夹击和欧美引领的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区的重重包围下,中国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多哈回合前行,另一方面应加快和扩大与其他国家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争取尽早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谈判。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及其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

2013年2月,美国与欧盟决定就TTIP举行谈判。旨在通过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最终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提高国际竞争力,应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在世界贸易组织(wT0)之外解决"边境线后"的贸易壁垒问题,并为21世纪的国际商品一投资一服务贸易制定新的国际规则。这一协定一旦达成,将会强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新一轮区域主义浪潮的形成将对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围绕21世纪国际经济规则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很可能会在发达国家及与其有着紧密经贸联系的国家引发新一轮改革开放。

TTIP:美国推行“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的新发展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于2013年6月启动谈判,这是美国推行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的最新发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设定的高标准,将会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规则制定,并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一方面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与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博弈;另一方面也应积极研究并吸收新规则中的合理内容。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对金砖国家经济影响分析——基于含全球价值链模块的动态GTAP模型

文章利用改进后的GTAP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分析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经济影响。在美欧众多的贸易伙伴中,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改进后的GTAP模型能够在模拟中反映全球价值链背景下TTIP(美欧自贸区)对金砖国家的影响。同时,在政策情境中文章同时考虑了美欧之间关税和非关税的削减。模拟结果显示,TTIP有利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对美欧经济复苏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大部分金砖国家的经济将受到负面影响,但TTIP会提高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量。

走向“贸易新世界”的美欧关系——“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资本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启动"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美欧经济相互依赖度高,它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受到的非关税壁垒的困扰要超过关税壁垒的困扰,因此协调和统一各自市场规制成为谈判的核心内容。但社会抗议和政治文化的差异同时作用于美欧内部政治层面,阻碍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迅速地达成协议。由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涉及对风险的认定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调整,美欧双方因历史而形成的社会权利、环境标准、政商关系等领域的差异使它们在这两个问题上很难保持一致。资本与社会的政治博弈决定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结果。

欧式跨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公平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顺利发展的法律保障。大部分欧式跨区域贸易协定中未规定"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但多数对投资上诉机制有所规定。就缔约方之间的争端解决而言,欧洲法院的司法强制型争端解决机制是其特色。中国在"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方面对于仲裁事由的规定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形式,在投资章节中对公平公正待遇适用的条件和例外应作出明确规定;对于缔约方之间的争端解决应有理性认识,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与美欧关系

在今年6月17—18日举行的八国集团北爱尔兰峰会上，美国和欧盟共同宣布，双方将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

被太平洋和大西洋抛弃?

全球化时代被最大的贸易同伴抛弃，是不幸的。 欧美同盟显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展顺利。据路透社报道，作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磋商的一部分，消息人士披露欧盟将消96％的美国进口商品关税，除了牛肉、家禽、猪肉等敏感商品。

中国及TTIP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评

准确测度中国与TTIP主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差异,便于深刻把握TTIP催生的国际贸易便利化新趋势,应对全球贸易规则变迁的挑战。文章首先构建了贸易便利化测评指标体系,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腐败指数》以及《世界竞争力年鉴》的相关数据,对2008—2014年TTIP主要成员国及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对比测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上升了,但与TTIP发达成员国的差距依然较大,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方面均低于其平均水平。为此,中国应进一步简化海关程序和手续,改善海关环境,提升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加大对电子商务中的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力度,防范TTIP区域内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国的影响。

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环境标准对我国的挑战及对策

2010年美国启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首轮谈判以实现“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2013年宣布与欧盟正式启动1Tr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试图重塑全球贸易新规则。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正加速酝酿制定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其中，环境因素已成为新规则考虑的核心内容。

TPP对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视角

笔者通过扩展现有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结合相关自由贸易协定理论,探讨了TPP对中国和美国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以及现阶段中国应对TPP发展的政策组合等问题。研究结论表明,TPP将对中美两国产生截然不同的贸易和投资效应:现有TPP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将抑制中国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却能扩大美国的出口和外资流入;现阶段中国加入TPP的难度可能较大;扩大内需和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是目前中国应对TPP发展的可行政策组合。

TTIP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各国贸易保护的首选方式,正严重阻碍着全球贸易。本文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着重分析欧美之间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TTIP零关税措施对欧盟和美国的社会福利、GDP、贸易规模和贸易条件等均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效应随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削减而成倍扩张,而中国则遭受更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进展与影响

研究“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1TrIP）的进展与影响，有三个问题较为重要： （一）欧美建立TTIP的动机是什么？ 顾名思义，TTIP主要涉及欧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概而言之，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降低贸易壁垒；

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进入新的调整时期,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区域经济一体化正经历重大变化。在多边谈判陷入停滞的境况下,美欧为恢复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深化美欧战略合作关系,争夺新一轮贸易规则制定权,并为应对全球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推行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深受这一贸易谈判的影响,应主动采取应对措施。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评析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IITP）谈判是欧盟与美国两大经济体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和战略诉求而进行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IIIP谈判于2013年7月启动，美国政府认为TTIP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Trade Partnership，TTP）都是美国构建全球新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

构建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2013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盟领导人承诺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在2012年美欧就业与增长高级工作组（HLWG）对就业和增长所作研究的基础上，谈判预计将在2013年下半年展开。关欧贸易（包括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总额每年约1万亿美元；双方也在对方开展了大量直接投资，总量约3．7万亿美元。有观点认为，双边的贸易谈判不利于建立世界性的贸易协定。而本文的观点是，TTIP将促使美欧双方打破WTO框架下多哈回合的僵局；大西洋两岸解决纷争的行动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模板，不论是农业，还是服务业、投资或者管制。

浅谈TTIP视域下的投资法庭体系

欧盟和美国为建立全面平衡的双边投资贸易协定,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中经历数10轮的谈判,谈判不仅涉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互惠自由化,而作为取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投资法庭体系更是谈判的焦点、亮点。该投资法庭体系尽管对传统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完善和改革,但仍存在不少的缺陷。其中的一些经验,将对未来中国与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投资规则提供借鉴或启发。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的挑战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将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展开一系列谈判，这可能有助于实现贸易自由化。近年来，世贸组织和其他论坛的贸易谈判都进展缓慢，这次跨大西洋谈判的双方是相对支持自由贸易并且发达程度相近的两大经济体，因此协商有望得到推进。但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如果美国和欧盟求成之心过切，将条款订得过于宽泛，那就与其他贸易谈判无异了。因此，要想获得成功，谈判的目标需要符合现实，路线图必须清晰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