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史前农牧业扩散交流与生业模式时空变化

史前农牧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扩散推动了人类生业模式的时空变化,对人地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是汉代之前东西方交流和农牧业扩散的主要通道,但史前农牧业扩散交流和人类生业模式变化的时空过程尚未清晰.文章总结分析了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沿线地区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的动植物遗存资料,以及人骨碳同位素数据,结合测年数据和古DNA等领域的进展,梳理了史前农牧业扩散和人类生业模式变化的时空过程.结果显示,10500~6000a BP东西方农牧业交流通道尚未贯通,草原之路-绿洲之路西段人类主要生业为种植小麦、大麦和饲养牛羊猪等家畜,东段人类主要生业从狩猎采集逐步转变为粟黍农业,狩猎仍占重要地位;6000~4000a BP欧亚草原成为重要的农牧业交流通道,草原中南部出现了最早的东西方农业元素交汇信号,草原之路-绿洲之路东段大部分地区粟黍农业和家猪饲养的重要性增强;4000~2200a BP农牧业传播以绿洲通道为主,粟黍西传对草原之路-绿洲之路西段人类生业的影响在3000a BP后有明显体现,中段绿洲农业和牧业交错发展,东段生业模式格局显著变化且呈现空间分异.农牧业人群扩散交流是草原之路-绿洲之路沿线地区生业模式时空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气候变化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评估.

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

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广受关注的科学问题,考古证据显示至少可追溯至青铜时代早期,但具体的时间和路线并不清楚.文化交流过程伴随着农作物的传播与交换,相对于考古遗物,农作物遗存鉴定标准明确且可精确定年,是研究文化交流过程的理想材料.本文总结和对比了欧亚大陆史前遗址的植物大遗存鉴定和直接测年数据,以及人骨碳同位素分析结果,系统梳理了东亚起源的农作物粟黍西传,西亚起源的农作物小麦和大麦东传,及其相互汇聚的时空过程.结合其他考古材料,探讨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结果显示,约10500a BP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和大麦在8000a BP之前传入欧洲和中亚西部,4500~4000a BP传入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区.粟黍在7700a BP之前驯化于中国北方,4500~4000a BP传入中亚东部,3500a BP后传入西亚和欧洲.约4400a BP在中亚东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出现黍和小麦、大麦同时利用的迹象,可能是东西方文化元素最早汇聚的地区.4500~3500a BP粟黍和麦类作物混合利用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区,其后扩散至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上述研究暗示跨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可能始于距今5千纪,在青铜时代得到强化,为汉代的丝绸之路的开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及其对人类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是备受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甘青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考古研究显示该地区的跨大陆文化互动始于齐家文化时期(4300~3500 a B.P.)。作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重要文化类型,齐家文化早期(4300~4000 a B.P.)至晚期(4000~3500 a B.P.)先民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然而,已开展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的研究相对薄弱,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晰。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对甘肃中、东部7处齐家文化时期遗址的植物大遗存进行研究,将其与已有研究结果对比,分析了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早期,甘青地区东、西部的农业结构均以粟(Setaria italica)为主、黍(Panicum miliaceum)为辅,这可能与粟的高产性和水分利用的高效性等有关;齐家文化晚期,西亚起源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传入甘青地区,西部的农业结构转变为粟黍农业为主、麦类农业为辅,但甘肃东部依然延续前期以粟黍为主的单一农业结构,这可能源于不同地区对气候趋于冷干的响应程度不同。本研究显示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变化受到史前东西方交流和气候变化与局地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助于理解史前东西方交流关键时期和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