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分析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强大的"形塑力",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文化自觉,试图从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思想主体。这种在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的问题与思考的方法,是未经反思的。就问题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未必能够建构中国思想主体,中国不是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而是缺乏思想的能力,甚至建构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方法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后学"方法,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是合理的,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意义可能相反。我们的反思有必要回溯30年中国思想历程,追问思想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人"还是"国家",究竟应该是知识哲学与道德哲学问题,还应该是政治哲学甚至意识形态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形象建构的“镜像—溢出”效应——论跨文化形象学的认识论原则

"跨文化形象学"讨论国家形象在异域中的建构性表达与传递,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可将其归结为形象建构的"镜像—溢出"效应。其中"镜像"效应针对表达,包含了"想象动机污染"、"事实无涉"、"具体情境"和"主观置信"四条原则,涉及对西方国家建构"中国形象"的分析与阐释;"溢出"效应针对传递,含有"霸权"、"形象差序"、"合谋"和"多元排除"四条原则,涉及西方"中国形象"建构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流动的问题。这些原则源自康德的知性范畴论,在逻辑上体现层层递进的关系,为解读跨文化形象学提供明确的范畴体系。

跨文化形象学中的权力联姻难题

周宁在其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中运用曼海姆-萨义德的知识社会学框架对西方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周宁提出了一个"权力联姻"方案。本文在指出这种"权力联姻"方案的"证成陷阱"之后,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替代证成路径,以及从"无知"和"话语风险关系"两方面对这种证成路径进行批评和挑战。

跨文化形象学的二律背反

本文在归纳"跨文化形象学"中包含的四个命题的基础上,借助康德式辩证法,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四个与之针锋相对的反题,以及各自正题、反题的证明路径。这四个二律背反使得我们能够讨论跨文化形象学如何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去实现建设性的"路径突破"。

有关跨文化形象学论争的反思

中国主体性思想构建是一个长时间困扰严肃学者的重大时代问题。跨文化形象学试图通过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话语-权力,通过解析世界之中国形象发现中国意义的丰富性,调动人文和社会多学科资源对被宰制的中国思想进行综合治理,迂回式地解决中国自我想象能力、中国主体性思想和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等问题。跨文化形象学共分三组课题,在进入第三组课题之前,跨文化翻译、全球叙事、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维度的参照等都是完善该研究的有益探讨,但是困境依旧。或许,首先建构主体性思想的人比建构主体性思想的民族更接近思想的本真。

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跨文化形象学理论研究薄弱的问题,采用比较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对象上,跨文化形象学从单纯的文学文本延伸到其他多种类型的文本。在研究方法上同样注重文本细读,形象勾勒以及形象类型归纳和分析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中国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范围仍然比较狭窄,视野比较单一,同时不少研究有无限扩大学科范围的倾向,还有一些研究理论套用痕迹明显。

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跨文化形象学视域下二十世纪美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论

作者对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活动进行宏观的描述,在此基础上,透过跨文化形象学的视角,发掘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同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态度,无论是肯定的美化形象,还是否定的丑化形象,归根结底不是为了探求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在构建现代性的过程中,改造和完善自身文化的需要。

超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反思跨文化形象学解释性范畴

意识形态形象与乌托邦形象是异国形象的基本类型,根据想象主体与被想象的他者的关系划分的这两个基本类型隐含一对解释异国形象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框架。不过,在解释异国形象的复杂意涵与机制时,需要反思这一对明显带有二元对立色彩的范畴。在这两种形象类型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形,同一个文本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形象又有乌托邦的形象,有些形象随着时代变化也会在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之间转换。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种形象类型之外还有益友形象和兄弟形象。异国形象研究超越了意识形态形象与乌托邦形象这两个基本类型,但是解释异国形象的知识杜会学研究框架仍然可以解释这两个基本类型之间与之外的其他形象。我们至少可以从社会集体想象物、想象主体的不同视角、社会结构和具体语境等方面分析他者形象的形成机制与意涵。在文化建构过程中他者形象是想象主体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交织角力而产生的结果。超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他者形象的复杂性,而不是否定这个解释性框架的有效性,解释的目的在于揭示出他者形象形成的机制以及形象背后想象主体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困境。

论熊式一改译《王宝川》风波的跨文化形象学内涵

熊式一于20世纪30年代初改译的英文舞台剧《王宝川》,在西方赢得巨大赞誉,在国内却遭到文化界名人的强烈批判。百年以来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和改编,极少能够同时获得东西方的好评,是极容易引发文化冲突的戏剧实践类型。尤其在战争年代,《王宝川》的风波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本真性的争议,呈现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从这一事件可以窥见"东方主义"对中国戏剧创作中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塑造方式的影响,对当今的跨文化戏剧编创实践仍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形象

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交往日趋密切,国家形象问题理论和实践意义凸显,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焦点问题,也成为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持续关注的热门议题。西方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主导者,对西方中国形象的研究尤为重要。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关于他者的想象,它始终在肯定和否定的两种态度间反复摇摆。文章在总结西方中国形象历史的基础上,对形象的生成原因、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权力话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澳新合拍电视剧《新猴王传奇》的跨文化呈现分析

《新猴王传奇》(The New Legend of Monkey)是一部由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合拍,Netflix出品的英文电视剧。该剧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呈现出了多元文化色彩,并具有后现代“消解权威”的叙事特征。本文利用跨文化形象学的相关理论,试图探究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新变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思考。

亚洲与欧洲互为“方法”的形象学研究如何可能?——《别处的世界: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与亚洲形象》评析

一、形象学研究的“跨文化”问题尽管国内早已有不少学者从跨文化的角度介入形象学研究,但比较明确地将“比较文学形象学”与“跨文化形象学”做出区分的,却是中国学者周宁教授。如果说传统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那么,跨文化形象学则将关注的对象扩展到文学领域之外,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尺度将不同类型的文本包含在内,在一种多重维度的文化体系中揭示形象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意义和权力运作机制。

传播学视野下中国形象研究的探索与趋势——基于主要新闻传播期刊及大学学报的分析

一、中国形象研究的探索区别于比较文学、跨文化形象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侧重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形象在国际决策中意义的研究路径,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关注大众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与传播策略。本文对国内从1996年1月至2019年3月的主要新闻传播期刊及大学学报的250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并总体呈上升趋势。

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与想象

丝绸之路是丝绸、瓷器和玉石等货物的贸易之路,也是东西方宗教、思想与文化交流的枢纽。以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为研究对象,以跨文化形象学为理论基础,以Nvivo11质性软件为具体工具,通过逐字逐行阅读当代涉及丝路元素的英诗文本,并对其编码赋值,结果发现:当代英诗中饱含着诸多的丝路形象,呈现出乌托邦化、意识形态化和褒贬并生的三大范式,其中乌托邦化丝路形象是当代英诗关于中国形象最为稳定的结构范式。作为英诗记忆符号的丝绸之路,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与海外中国形象的提升具有镜像宝鉴作用。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可以借由英诗客体输入的丝路形象,为丝绸之路的复兴和丝路文学的景观发掘提供软实力的文化支持。

英诗的丝路元素与乌托邦化中国形象

英诗存在一定的丝路元素,对其关联的中国形象也进行了部分乌托邦化的塑造。因此,以跨文化形象学为理论基础,以内容分析为方法,对英诗蕴含的上述主题展开针对性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对30首样本英诗的内容分析,结果表明:英诗存在一定的丝路元素,它们对中国形象也展开了部分的乌托邦化塑造;其中,中国的器物形象和中国的精神形象是乌托邦化的重点。英诗之所以会以丝路元素为描述对象,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其背后成因无外乎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古代中国的相对强盛,西方异国情调的遐想,作家臆测的中国冒险描述,西方刻板的中国印象及西方以梦为马的自我认知。

文化研究 第48辑

本辑包含五个专题。专题一“视觉媒介考古”关注了显微镜和X光在近代中国大众娱乐与政治思想领域发挥的作用,“画框”这一极易被忽略的视觉媒介的历史,“美颜”对图像的操作和对人的控制。专题二“科幻文艺研究”收录的三篇论文,分别关注了记忆上载问题、刘宇昆的“未来三部曲”中的身体想象,以及早期科幻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对人类身体退化的忧思。专题三“跨文化形象学”.

中国成品茶英译名的失落与复乐

茶源于中国、产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浓缩符号。然而,目前中国成品茶英译名漏洞颇多,策略单一,许多成品茶英译名采用音译策略,鲜少涉及与传播中国文化内涵,此谓之为成品茶英译名的失落。针对当前中国成品茶英译名的窘状与文化失落,以跨文化形象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结合中西方成品茶英译名的相关文献,借鉴西方品牌茶叶商业语言策略,对中国成品茶英译名进行对读与批判,从而推导出其再译原则与解决方案,以此实现中国成品茶英译名之复乐,即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重构中国形象。

主持人语

过去的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中国很多地方都组织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以纪念这场运动,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2019年11月9日至10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也召开了“五四运动百年与中国审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从审美观念变迁的角度回望过去百年历史,自然离不开对来自西洋与东洋的外来影响的考察,因此,在这次研讨会上,不少学者的论文都聚焦于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体认,体现出跨文化形象学的视野和方法。会后,我们从中挑选出几篇主题相近的论文组成该专题,在此,我们向会议主办方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