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很多学者误认为西方学界重视李渔(1611—1680年)只是由于其小说和戏曲作品深入人心,而忽略其戏剧理论在英语世界学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事实上,西方学界自恒慕义开始从19世纪前期就逐渐关注李渔曲论,并给予高度评价。后经杜为廉...以往很多学者误认为西方学界重视李渔(1611—1680年)只是由于其小说和戏曲作品深入人心,而忽略其戏剧理论在英语世界学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事实上,西方学界自恒慕义开始从19世纪前期就逐渐关注李渔曲论,并给予高度评价。后经杜为廉、茅国权、柳存仁、埃里克·亨利、韩南、许道经、布兰登、文棣、魏安娜、卜立德、费春放、Patricia Sieber、林凌瀚、陶西雷、Judith T. Zeitlin、Jing Shen、Lenore J. Szekely、Sarah E. Kite、何谷里等人的阐释、翻译和跨文化传播,李渔曲论的跨语际接受呈现出由单一研究到译研并举的复杂历程,具有由全盘接纳到深入反思、由极力赞扬到愈发客观公允,视角新、评价高、倡新奇、重比较的突出特点。展开更多
文摘以往很多学者误认为西方学界重视李渔(1611—1680年)只是由于其小说和戏曲作品深入人心,而忽略其戏剧理论在英语世界学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事实上,西方学界自恒慕义开始从19世纪前期就逐渐关注李渔曲论,并给予高度评价。后经杜为廉、茅国权、柳存仁、埃里克·亨利、韩南、许道经、布兰登、文棣、魏安娜、卜立德、费春放、Patricia Sieber、林凌瀚、陶西雷、Judith T. Zeitlin、Jing Shen、Lenore J. Szekely、Sarah E. Kite、何谷里等人的阐释、翻译和跨文化传播,李渔曲论的跨语际接受呈现出由单一研究到译研并举的复杂历程,具有由全盘接纳到深入反思、由极力赞扬到愈发客观公允,视角新、评价高、倡新奇、重比较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