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债务规模可持续性分析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考察我国政府债务规模的可持续性。通过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国债规模是可持续的,基本盈余率随着债务负担率的增加而增加,中央政府充分考虑到债务负担率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存在较强的财政调整能力。

基于财政理论分析新冠疫情以来美国通胀的成因及其未来

为什么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财政部采取的财政刺激计划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却未产生类似的结果?这一现象被称为“现代货币与通货膨胀之谜”。学者们试图用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加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量化宽松相当于美联储存款准备金与长期投资者所持债券的一种互换,仅改变了基础货币的数量,并不直接影响广义货币的供给。而新冠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计划是财政部发债并由美联储使用存款准备金直接从公开市场购入,资金通过财政传递机制转变为个人和企业的银行存款,导致广义货币供给大幅增加。单纯的量化宽松政策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当量化宽松政策与大量的财政赤字结合在一起时,会在增加基础货币的同时扩大广义货币供给,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尽管政府可以通过增发债券为当前的财政赤字融资,但带来的后果是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升高。财政赤字可以采用债务融资的方式,但是增发的债券需由政府承诺通过未来的预算盈余偿还。本轮美国经历的通货膨胀在根源上是财政性的,是大量政府债务与不断削弱的财政政策框架可信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紧缩性货币政策若没有可信的财政安排提供支持,将无法解决这种财政性通货膨胀,相反只会使通货膨胀加速。未来几年,美国仍然存在趋势性通货膨胀风险。后疫情时代,应对通货膨胀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通货膨胀目标不应只是用来指导央行如何关注通货膨胀,而应当成为央行和政府之间的一种协定。

大流行病和政策正常化后的公共和私人债务

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公共债务急剧增加,私人债务也随之增加。高负债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给美联储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低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