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民族主义”:当代中国电影的“地方”建构

面对数字化、“互联网+”的科技传播时代,中国电影的中华“民族性”、各民族电影的审美间性需要学界认真审视。中国电影的“地方”建构有赖于地缘文化的支撑、“地方”人文的共情创造,决胜于植根中华沃土的深厚蕴含生成,它实际上是一种“跨民族主义电影”,寻求的是多文化、多中心的关联性以及跨地缘空间的共同文化身份的生产。因为当代科技力量不断改变着地域空间的阻隔状况,“跨民族主义”作为非限制的、流动更替的镜像,在知识广谱化的情况下更有利于知识化人。“跨民族主义电影”——民族电影新阶段之体察:其共存的基因图谱,是民族精神重要的询唤力量;其所进行的普遍情感表达与人性揭示,能赢得跨地跨国的观众共鸣。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其生动而丰沛的“原型”意蕴、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和“本真”的生命真实映现,呼唤植根于民族传统的真善美,在一种政治理性之外,凸显了东方文艺美学的自觉,这正是其重要价值所在。

边民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以中国西南边疆为研究对象

在地区主义盛行的东亚板块,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边缘地带,存在着地区主义下的边民认同和跨界民族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认同超越了对其国家的认同,这种现象是边民和跨界民族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定位?还是新民族主义的另类?边民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有何种关系?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地区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论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

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已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争相研究的热门话题,而新民族主义和跨界民族则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热点,如果说地区主义发展了新民族主义,那么地区主义的边缘地带则造就了跨界民族主义,它反映了地区主义下的边缘地带跨界民族相互交往的地缘认同、经济环境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分析地区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的关系,可从一个新的视角阐释跨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跨界民族主义的特征。

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以中国西南边疆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沿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该国跨界民族的向心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跨界民族为了获得区域经济的最大化利益或者获得所在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以缩小区域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经济差距,地缘认同成为跨界民族的政治诉求,地缘主义成为跨界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构成了边缘地带的地缘主义思潮,跨界民族以地缘民族文化和地缘民族宗教为认同,形成了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为诉求的跨界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增强我们对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认识。

国家之外:叶芝与跨文化民族主义

谢默斯·迪恩和理查德·科尼认为,叶芝的民族主义思想揭示了神话化与神秘化的消极和破坏性的一面。德克兰·基伯德在《创造爱尔兰:现代爱尔兰文学》一书中指出,叶芝在早期诗作里寻求独特的爱尔兰形式与诗风,宣示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理念。依笔者之见,叶芝长期提议的是,爱尔兰应该通过自我反省“爱尔兰是否保持了文化民族主义历史”来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历史,在探索另可替代的、多种多样的、包容的跨文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解构传统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谢默斯·希尼评判了叶芝的诗歌,在爱尔兰“诗歌传统”的谱系中给自己定了位。无论是否围绕互相交织的诗歌和诗学旋流,新型跨文化民族主义都超出这个国家本身,而后殖民、后民族及跨民族理论对其的演释都处理不当。从跨文化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叶芝和希尼得以、而未来一代的诗人将会,执着于“现实视野”的诗歌传统,在艰难时世和对文明的讽刺中,迸发出他们的创作能量。

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跨民族视角

近年来,美国文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研究动向就是,跨民族研究视角正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拟介绍几篇重要的跨民族研究文献,并做一定的评述。

国外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述略

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是北美黑人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阐释国外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进程。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间的交锋是贯穿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的主线,前者重点关注加拿大黑人文学的历史源流和地域特性,突出加拿大黑人性的本土性;后者主张从流散视角理解加拿大黑人文学,强调加拿大黑人性对加拿大民族性的颠覆。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论战引领下的加拿大黑人文学研究是西方非洲流散研究学术范式转换的重要环节,它增加了吉尔罗伊提出的"黑色大西洋"概念的维度,促进了流散研究的多元发展,进一步凸显出流散群体生成和生存的历史文化语境。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at characterizes our times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in a few commonly shared languages and this requirement has sharpened the awareness about uneven language status. While defenders of minor languages frequently make use of such concepts as ecosystem, human rights, capital, power, imperialism, etc. To express alarm at the sprea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present world, researchers tend to forget that these concepts applied to languages are only metaphors which, taken at their face value, would conceal the non- exclusive nature of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ve instrument. A question is raised as to whether we should go beyond an essentially nationalist perception of language inherited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