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跨界书写的一种可能——重评董启章的《西西利亚》

香港文学自1949年始与内地文学分离,呈现出与母体别样的文学景观,而具有跨界理念的叙事形态正是形成两者差别的始端。董启章作为当代香港作家典型代表,以其深刻的笔力将跨界意识尽展在各个时期的叙事作品中,这种写法始于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西西利亚》。文中的主题呈现、身份意识、叙事特点和语言表达四个层面均与香港本土的跨界意识相互勾连,这对其后期跨界书写范式的成熟意义深远,同时该文也成为香港文学跨界书写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加华文学中的散文——多重经验的跨界书写

今年是我来加拿大第30年,是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成立第20年,是举行华文文学研讨会的第10年。30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20年谱写了一个华文文学团体在海外艰苦耕耘由细小的种子到发芽成长的过程。10年的研讨会给加拿大华文文学史盖上一个又一个的印记。

时空之变:早期布莱希特的跨界书写

戏剧家布莱希特的跨文化性是中外学界研讨中的常新话题。20世纪90年代在英文学界兴起的对早期布莱希特诗歌、歌谣、歌曲的重访,引出了另一个维度。本文聚焦早期布莱希特诗歌歌谣的跨文化性是如何在布莱希特跨越欧陆德国、相遇英伦世界的过程中发轫,进而探讨其中内在的跨界书写及其构成特征;又是如何使得其后续从广义“西方”至“异域”中国的跨文化、文明性的变奏延伸成为可能,从而以此初探为路径开启重访20世纪布莱希特式的跨界书写及其历史内涵与当代意义。

跨界书写与共同主体性建构——以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共同主体性,经历了建构与解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在华韩国流亡文人的个体生命自觉和民族主体性是建构共同主体性的根本前提,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则始终是其重要的变数。因为中韩志士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华韩国流亡文学逐渐表现出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建构的特质。这一建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为探索阶段与初步形成阶段,积累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二是全面抗战时期,为成熟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中韩志士作为共同主体参加中国抗战,进而建构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共同书写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与共同演出等。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交互主体、共同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韩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亲和性、互动交融性以及共存发展性等特点。

跨界书写与脑文本传递:《胡桃夹子》的双重伦理旨向

儿童文学领域存在大量跨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边界的“跨界书写”现象,考察脑文本的传递和加工则是探讨其机理的有效路径。创作《胡桃夹子》时,E.T.A.霍夫曼双重性的脑文本造就了两种文学模式复合的书写文本,为儿童和成人读者在各自原有脑文本基础上构建截然不同的新脑文本提供了可能,作品由此具有双重伦理旨向。儿童聚焦于书写文本中的传统童话模式,构建出以“好人”战胜“坏蛋”的过程为核心的脑文本;抽象概念尚不完备的儿童将朴素的情感好恶附着到胡桃夹子、老鼠等物象概念之上,由此得到伦理启蒙。成人则难以忽视作品中虚实变幻的叙事模式,其建构的脑文本可指向儿童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和人性因子逐渐控制兽性因子的伦理选择过程,从而得以观照和反观儿童和自己的内心。面对跨界书写,研究者须在不同隐含读者间切换身份并激活自己脑文本库相应部分,方能接近其精神内涵。

论《千里江山图》的跨界书写

自1980年代发表作品以来,孙甘露一直被定义为“先锋文学”代表作家。即使在“先锋作家”这一群体里,他也无疑是“最先锋”①的一个,《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等早期代表作在叙事文体上极具开创性,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方祛魅、跨界书写与身份转变——从《苦社会》《苦学生》看近代中国文学的转向

美华文学的开篇之作《苦社会》和中国留学生文学的开篇之作《苦学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近代文学史上少有的真正跨界写作的小说,它们不再"想象"西方,而是真实地"面对"西方,实现西方想象的祛魅。同时,这两部小说所呈现的社会意识、人物塑造等,可以看到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与近代中国文学的转向。

马来西亚、文莱的跨界书写者——论煜煜的小说创作

跨界书写是当前的一种重要创作现象。煜煜游走于美里与文莱两地之间,她既是砂华作家、马华作家,也是文华作家。她的创作以小说最为出色,身为教育工作者,她的作品有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关注青少年教育问题,书写婚恋与家庭中的女性悲情,融入砂拉越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反思,她拥有一颗悲天悯人的醒世之心。煜煜以朴实之笔去展露生活的现实,这是她用心经营的创作理念。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内容:2005-2015

近十余年来,国内外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视角和新内容。这些新视角主要有跨国研究,空间研究,审美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存在符号学研究和伦理研究等;新内容主要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美国梦研究,中国形象研究,疾病书写研究,荒原叙事研究和华裔文学批评研究等。华裔文学研究在继续关注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和任碧莲等经典华裔作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早期华裔文学和哈金等新移民华裔作家的创作。华裔文学研究需要注意华裔文学内部的异质性,关注华裔文学中的新移民生活叙事和跨国叙事,注重社会历史背景的演变和华裔群体中的阶级差异,重视华裔文学中的跨界书写现象。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移民小说中的“第三空间”——以“河流”“家园”“紫禁城”空间意象为例

＂第三空间＂是一个存在于书写之中的充满矛盾的、协商的、混杂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跨界书写＂跳出同质化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现代性诉求,强调超越国族的多重位置性和文化差异性。＂河流＂＂家园＂＂紫禁城＂三个空间意象表征着新移民小说渴望在一种新生成的＂第三空间＂中讲述他们与异国的建构关系;站在＂世界公民＂的＂间性协商＂的立场来面对＂家园＂;把身体政治与国族象征相联系戏仿＂民族寓言＂,最终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文学＂。＂第三空间＂视域下的＂再阅读＂,意外发现这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本身就构成了解构的形式,因此对它的重复或模仿也具备了一定的颠覆力量。

中国与周边: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兼论韩国近现代文学的主体性与现代性建构

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历经重新审视与相互认知、交叉互动与多样化发展、共同话语与深度合作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通过跨界对话与深度交流,实现了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并不断完善主体性与现代性建构。其相互译介实践,在主体与文学需求、译介路径与形式、译介倾向与影响等方面,体现了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性样态,其为共享文学理念和资源、互鉴现代性价值、推进共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韩近现代文学的跨界书写,包括同一主题共同书写和以跨界体验为主的相互书写,充分表现了跨越边界和超越文化的现代意识,已经成为中韩乃至东亚近现代文学交流中的一道风景线,尤其是以抗日为主题的中韩跨界书写,体现了中韩共同反对强权、超克帝国、实现人类和平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东亚精神,并对还原历史现场、激活历史记忆、重估东亚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乡土与市场,“关系”与“说话”--刘震云论

刘震云是当今文坛少数多才多艺的成功人士,被王蒙称为“鬼马”怪杰。不仅创作多变、风格诡异,且能量兼涉文学与影视。他的创作驱动是什么?如何整体把握他的变化,评价他在小说与影视间的跨界书写,特别是那标志性的“幽默”与“喜剧”?其“说话”风格的历史渊源、困境与创新在哪?怎么理解那部宛然天书的大部头《故乡面和花朵》(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