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区域品牌共享型旅游地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福建土楼为例

文章运用利益主体理论(stakeholder)及协同共生理论(symbiosis)的分析方法,以"福建土楼"世界遗产旅游地为典型案例,探究跨界区域品牌共享型旅游地核心利益主体冲突格局、机理及其治理机制.研究表明:"福建土楼"世界遗产旅游地跨界冲突格局表现为横向层面的品牌共生体的冲突和纵向层面的利益共生体的冲突,其背后深层次的冲突机理主要在于行政分割运作、地方利益导向等因素导致跨县市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加上内部强弱势利益主体间利益分配失衡引起纵向层面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最后,针对利益主体的冲突博弈问题建立了多维度的跨界治理机制.

跨界区域治理理论视野下的青少年研究创新策略

青少年问题是一个跨界行政区划边界、跨界学科边界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对其研究也需要综合性、跨界性的研究视野。本文在介绍跨界区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青少年问题研究的思路方法、研究内容的创新举措。

跨界区域资源产业化整合实施机制分析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具有分散性和行政区划制约性的特点,在资源规划与开发过程中,运用产业化的方式进行资源整合,集中优势力量,形成跨区优势,提高区域效益。实施产业化整合机制,应把产品整合、资本整合和政策整合3个层次统筹起来。只有按照跨界区域资源特点和产业实际进行各种因素整合,区位优势互补、主体协调、市场互动、规划统一,才能使区域旅游开发取得整体性发展。

陷入困境的跨界区域主义——对江阴靖江跨界合作的重新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界限开始消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跨界城市合作实践。本文在跨界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下,以江阴一靖江工业园区作为跨界城市含作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跨界园区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绩效,本文认为江阴和靖江的跨界城市合作实践并不理想。合作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园区相互交织的管理体系、从合作到竞争的城市关系转换和缺乏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而根本原因在于城市是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跨界城市合作的基础会在地方政府单方面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断被削弱,并导致城市合作最终破裂。江阴市和靖江市跨界合作的经验和问题也将为我国其他城市的跨界发展提供借鉴。

欧盟跨界区域发展的历程、制度特征与启示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跨界区域协调:内容、机制与政策研究——以三大跨省都市圈为例

如何促进跨界区域大发展,是未来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三大跨省都市圈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单元,如何实现内部城际协调与整合,是三大都市圈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在对跨界区域及其特征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我国三大跨省都市圈为例,对跨界区域协调(省市际协调)的内容、机制和政策等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与设想。

经济圈战略下的区域跨界整合研究——以珠西地区为例

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走向,而经济圈战略下的区域跨界整合已成为新时期区域治理的有效策略。经济圈战略的实施旨在以整合性的经济区凝聚分散的、壁垒森严的行政区,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空间集聚,以社会经济合作的方式推动城际关系由行政区经济下的相互隔离向一体化经济下的互利合作转变。该文以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为例,识别出珠西地区经济圈发展战略下的主要特点,以机遇-问题-挑战的分析框架探讨了珠西地区经济圈战略下的发展环境,并建构了经济圈发展的主要策略,认为经济圈战略是城镇密集区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推进策略,是实现区域跨界整合的有力手段。

长江三角洲区域跨界水资源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多,长江三角洲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区域跨界水资源冲突不断。长江三角洲区域跨界水资源冲突不但影响社会长期稳定,而且制约区域整体以及冲突各方经济发展。解决长江三角洲区域跨界水资源冲突可以通过建立高效、公平、公正的行政处理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跨界水资源冲突协商机制;构建水市场机制;还可以通过公民诉讼方式。

探究我国区域跨界水污染治理

当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中,跨界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因水污染治理管理体制上存在一定的隐患,该问题并未得到良好的解决,甚至在水污染治理上产生较为严重的纠纷。本文浅要分析跨界水污染理念及其特点,并罗列出我国区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而简要探究了我国区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策略。

欧洲区域跨界管理体系的启示——基于全球城市理论的再思考

全球城市作为核心配置和管控生产体系部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高附加值。国土平衡开发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欧洲工作、资金、交通和人才的频繁交流对全球城市理论形成新的挑战。传统全球城市对其他区域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使得其他区域受到一定的发展限制。欧洲空间管治在全球城市理论的基础上,寻求分权化、多层级和多中心的发展道路。跨界管理作为区域联动的新型管治模式,已成为全球、区域及城市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欧洲空间发展框架》,欧洲跨界管理体系出现空间管治模式转型升级、联合跨界合作模式变迁、区域城市网络框架重构和发展经验传承扩散影响等层面转型。立足于对欧洲区域跨界管理体系的研究,结合我国联合跨界管理的驱动机制和合作类型分析,可有效分析资源合作、环境治理、产业融合和文化沟通等层面合作管理需求。借鉴欧洲跨界管理体系的模式,有助于我国对传统全球城市理论进行再思考,探索创新的公共管治模式,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非对称性城市跨界融合的动力机制研究

在城市去边界化及功能网络化等相关特征显现的背景下,区域尺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全球政治与经济活动开展的新平台,跨界发展与区域协调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焦点。在跨界理论的框架下,选取上海—昆山跨界区域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总结梳理两地的跨界发展历程,并进一步剖析该过程中政府、市场及社会力量的作用模式,探究两地区域跨界发展背后的动力机制,为我国构建多层次的区域治理模式、推动跨界区域进一步融合提供政策依据。

政府合作治理雾霾的理论依据、现存缺陷及模式选择

灾害级别的负面影响、立体多维的形成原因、复杂常变的作用机理、较为一致的经验教训等诸多因子凸显了政府合作治理雾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虽然治理雾霾呈现出良好势头,但是政府纵向互动不足,政府合作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低,法律法规先天不足等成为现实政府合作的主要缺陷。府际关系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则是化解上述不足并强化政府合作的学理依据、思路启示和方法借鉴。未来政府合作治理雾霾的前提基础是构建系统完备、协调高效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而中央主导—地方参与型和地方主导—中央辅助型则是两大模式选择。

甘肃省林草局与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9月6日,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甘蒙两省区跨界区域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绍兴市数字政府建设实践

绍兴市聚焦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瓶颈制约,着力提升现代化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加快形成“3+1+N”新模式、新机制,深化拓展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近年来,绍兴市认真贯彻浙江省省委、省政府关于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革等重要战略部署,全力推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向多业务协同、跨界区域合作、社会共治转变,加快打造“唯实惟先、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

政策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岀到202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跨界区域、城市乡村等区域板块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际断头路联通障碍及治理路径研究

城际断头路是中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如何通过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联通断头路是区域跨界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基础上基于尺度间话语和组织互动视角构建区域跨界治理分析框架,进而选取长三角地区两条位于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区域合作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中归纳了断头路联通存在的主观和客观障碍,以及国家战略干预下断头路联通的区域跨界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强-弱组合型的区域合作中,双边话语权不对等和地方本位主义引起合作主观障碍,区域发展及地方财政实力差异、规划调整困难带来合作的客观障碍。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规划将断头路联通纳入地方政府工作内容,加之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督促,形成了以区域合作为主流的政策话语环境,破除了城际断头路跨界治理的主观障碍。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实体化、兼具横向和纵向协调功能的区域协调平台,打破相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编制区域合作行动计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实到各地方政府的年度建设计划,破除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资金短缺的客观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