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动力机制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传统的“政府单核”思维和单一的属地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回应跨界污染问题,以“多元共治、区域合作、协调对话”为主要方式的协同治理更加符合当下的治理需求。立足于长江经济带,通过对跨界污染事件报道的扎根分析,构建了协同治理动力机制模型,提炼出外源驱动、内生驱动、多元共治、赋能建设、思想引导和流程优化六个主导要素,进一步归纳为驱动力、能动力和执行力三维动力,分别作用于协同意愿、协同结构和协同过程三个阶段。利用模型对跨界污染事件进行回溯分析后发现,当前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总体上存在驱动力失衡、能动力不足和执行力有限的问题,应结合具体实际有的放矢地予以强化。

流域跨界污染治理的环境政策效应研究

近年来,以河长制为代表的垂直型环境治理政策初步改善了属地内水污染问题,但流域跨界污染仍然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环保问题之一。本文基于因果推断分析框架,以河长制和横向生态补偿两种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三重差分法(DDD)深入考察了水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的动态及成因。研究发现:我国存在严重的水污染边界效应,而河长制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水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向上迁移,且在引入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后,其对流域跨界污染现象的治理效果更加显著。其作用机制在于,横向生态补偿政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对各级河长的激励和约束,削弱了上下游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的逐底竞争,抑制了其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动机,有利于推动区域间协同治理。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水环境治理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减排压力更大的地区表现出更好的政策效果。

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COD排放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

本文通过泰尔指数、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等刻画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排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2005-2020年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污染排放总体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但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VAR模型显示长江经济带污染排放量的变化无法缩小污染排放差异,而污染排放差异的变化则会降低污染排放量;经济增长对污染排放有抑制作用,而污染排放并不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反而呈现出一定的负向效应;长江经济带污染排放差异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微弱的相关性。因此,应进行科学有序开发,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在控制排放总量的同时注意消除区域差异,将短期效益与长期愿景相结合,探索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措施,以此来推动长江经济带跨界水污染的协同治理。

流域跨界污染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框架

河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水质安全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水环境污染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游地方政府与下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博弈过程中,水环境污染逐渐演变成更为复杂的流域跨界污染。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人水和谐”美丽河湖的关键阶段,如何系统治理流域跨界污染是新时代治水工作必须要解决和回应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现阶段治理政策不匹配、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效应不持续制约了我国流域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厘清上述机理和困境的基础上,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亟须探索和建立打破传统行政壁垒,健全从中央到地方,从上游到下游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以河湖长制联席会议制度、垂直管理新体制、企业清洁生产、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监管督察为基础的治理框架,实现流域跨界污染的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现代化、多元化治理,推动流域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的跨界污染控制微分博弈分析

引入排污权交易,建立了2个相邻地区关于跨界污染控制的微分博弈模型。运用最优控制理论与方法考察这2个地区在不合作和合作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污染物排放路径,此外,设计了一种激励合作的福利分配机制,在该分配机制下,选择合作的地区在任意时点所得的福利净现值高于不合作时的福利净现值。

中国地区间跨界污染治理的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研究

近年来,以雾霾、河流污染等为代表的跨界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本文将跨界污染治理视为典型的地区间外溢性公共品,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地区间跨界污染治理的种种困境,并通过构建两阶段多边博弈模型,探讨了补偿机制的可行性。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跨地区的污染模型,通过中央政府干预或不干预的博弈分析发现,当污染存在地区内部及跨地区的外溢性时,如果中央政府不介入而由企业自行设定产出水平,那么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将超过社会有效率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博弈模型,即由中央政府设计一个地区内部企业与居民之间以及跨地区之间的补偿机制,来解决以上的无效性问题。结果显示,当企业支付的补偿金额取决于居民设定的补偿系数,而居民得到的补偿金额又取决于企业设定的补偿系数时,相互影响的博弈关系使得企业和居民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补偿系数设定在企业污染对于居民边际损害的水平,从而企业生产水平会达到有效状态,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实现了有效的污染排放。本文在庇古税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放松庇古税对外部性相关信息的强假设,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即由企业缴纳庇古税后,中央将征收的庇古税补偿给居民,这样不仅内部化了企业污染给居民造成的负外部性,还进一步平衡了地区间的跨界污染治理问题。

基于区域生态补偿的跨界污染治理微分对策研究

近年来,以水域和大气等为代表的跨界污染问题层出不穷,在地区之间呈现出单向或交叉的外溢性。传统的行政手段已不是解决跨界污染问题的最为有效管理工具,急需建立一个由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来弥补跨界治理合作中部分地区的治污损失,实现区域间发展权力的平衡。本文将跨界污染视为典型的区间外溢性公共物品,构建一个由生态补偿方和受偿方在有限时间内存在污染越界传输问题的微分对策模型。考虑补偿方依据受偿方治污投资力度的大小决定其补偿比例;探讨不同决策情形下双方反馈均衡策略、状态变量最优轨迹及其福利水平的动态变化情况;采用讨价还价模型设计出合理的福利分配机制;结合我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建设的应用和数值仿真方法,验证相关策略结果的合理性。研究发现:非合作博弈状态下受偿方的最优均衡策略对补偿方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两种决策情形下治污投资累积量的动态变化趋势均呈现单调递减特性,而污染物存量的最优轨迹则呈现多样化的变动趋势;博弈参与主体的联合决策有助于促使双方分得的最优福利"帕累托"最优,且该福利净现值的大小与具体的分配协议有关。虽然科斯式的地区自愿协商策略被认为是解决跨界污染传输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实践中考虑到政策、信息及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地区间相互独立的策略选择比联合决策在实践中更具普适性。因此,当区域间存在污染外溢时,如何有效发挥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协调补偿方与受偿方利益平衡的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松花江污染事故看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途径

假定松花江污染事故造成了跨界污染损害,就有了如何对待跨界污染损害赔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以及外交谈判和协商三种基本的方式。基于法律解决国家赔偿和国际民事赔偿的选择不是最佳的,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应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辽河源头区跨界污染输入响应模型的建立

研究辽河源头区各污染源对跨界断面影响特点,运用线性叠加原理建立了辽河源头区跨界污染输入响应模型。并以东辽河跨界断面——四双大桥断面为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的验证结果与实际监测结果相对误差较小。由此,该模型可应用于研究各污染源对跨界断面的影响,以制定跨界断面水质达标的污染控制对策。

跨界污染争端避免机制的相关理论问题初探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表明,在应对跨界污染争端时,如何避免它比如何解决它更加有意义。争端避免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方法和程序的运用,预防和避免可能导致争端的情事的发生。传统的机制应对国际环境问题的不足,以及国际环境法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发展,为国际环境争端避免机制产生的基础。跨界污染争端避免机制包括国际法的基础、具体方法和程序以及特定机构三个要素。

论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法律规制模式

近年来,跨界污染问题的加剧推动了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实践进程。为保障政府合作能够稳定有效地进行下去,必须将这种合作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使其受到法律的规制。当前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法律规制包括硬法规制与软法规制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各具优势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不足。为实现优势互补,应构建起硬法与软法有机融合的混合规制模式,以增强法律规制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

环境分权与经济竞争背景下河流跨界污染的县域证据

在环境地方分权治理和县域经济竞争体制下,县级政府间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可能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这使得同一流域上下游县域间更容易产生跨界污染问题。本文通过引入污染"累积效应"和河流"自净效应",建立了河流污染的外部性模型,并推导出相应的假说,再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行政分割前后两个维度,对河流污染程度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情景模拟。基于2004—2014年七大流域中国国控监测断面的周数据,本文对河流污染程度与"县边界-监测站"沿河距离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分权体制下不同行政分割程度对"跨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河流接近县域下游边界,在更强"累积效应"作用下,河流污染指标COD和NH3-N呈现加速递增趋势,河流"跨界污染"问题显著;(2)在河流跨越县域边界后,由于更强"自净效应"和相对严苛的环境监管,COD和NH3-N增长放缓乃至局部下降,县边界两侧污染程度呈现出结构性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河流跨越的行政边界越多,所面临的沟通与协调难度就越大,潜在的利益冲突下"以邻为壑"动机就更强,因而污染排放就更加严重。据此,本文建议加快推进"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河长制"河湖管理模式,改革现行以块为主的环境治理方式,从制度层面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推行环保督查的同时,从官员绩效考核层面提升环保激励;建立组织架构完备、各级监测站点分布合理、衡量指标齐全的河流水质监测体系。

采取合理措施 避免跨界污染——贵州独山瑞丰矿业砷污染事件解析

2007年12月,贵州省独山县瑞丰矿业公司违法排污造成砷污染,部分群众出现中毒症状,下游三都县水厂停水。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保障了群众饮水安全,当地政府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能力经受了考验。

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

协同治理致力于寻求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如何合作的问题,是对以国家或市场为主的单向治理模式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更为有效的流域污染治理体制的回应。然而,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机制不会自动建立起来,它需要能够在实现集体理性的同时满足流域各级政府和社会个体理性的制度安排,实现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因此,在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取向中,有必要增进协同治理的共容利益和社会资本,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跨界污染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均衡污染税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相互倾销贸易理论的两阶段双寡头模型,并考虑了两种形式的污染损害函数,分析了跨界污染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均衡污染税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的结果依赖于选定的污染损害函数的形式。在线性污染损害函数的情形下,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均衡污染税下降,并且社会福利与关税之间呈倒"U"形关系。在二次型污染损害函数的情形下,结果取决于污染跨界系数与污染损害系数的值:当污染损害系数足够小时,贸易自由化总会导致均衡污染税下降;当污染损害系数足够大时,贸易自由化总会导致均衡污染税提高。而当污染损害系数适中时,贸易自由化既可能导致污染税提高,也可能导致其下降,结果取决于污染跨界系数的值。

三峡库区带有干中学的跨界污染问题研究

主要考虑了一类三峡库区跨界污染问题,其排放权交易与减排成本是基于干中学理论,减排成本主要依赖于使用减排技术的经验和减排水平.对于合作型与非合作型跨界污染问题,利用最优控制理论研究了该模型的最优排放路径与最优污染减排策略.最后,针对重庆和湖北的实际经济数据,采用龙格-库塔方法求解了非合作型与合作型跨界污染问题的减排水平和污染库存,并分析了两个区域积累经验能力差异的改变对模型的影响.

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检视跨界污染损害责任制度

跨界污染对一国之周边相邻国家和区域乃至全球环境会造成严重危害,产生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以此次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视角,凸现了现行立法对跨界污染损害责任制度存在的诸多缺欠和不足。本文提出:应科学界定跨界污染损害概念,导入严格责任,确立国家责任的特点、适用范围、主体和形式。完善相关的预防和赔偿机制是各国间处理跨界污染事件的有效途径,以期实现全球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治理。

论中国跨界污染治理中行政协助的制度构建

跨界污染治理有别于在特定行政区划内实施的环境污染治理,它必须以各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为前提。从中国跨界污染治理的实践来看,行政协助能够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合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但它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失范问题。为此,必须从跨界污染治理中行政协助的基本原则、主体范围、适用条件、实施程序、责任承担五个方面着手,实现跨界污染治理中行政协助的制度构建,以全面推进中国跨界污染治理的实施进程。

论行政委托在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引入

从行政委托的目的和条件来看,行政机关、公私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成为受委托主体。基于此种认识以及行政委托与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在内容、依据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耦合,有必要推进行政委托在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引入。在引入的过程中,应当关注行政委托适用范围的扩展、行政委托适用条件的设定、行政委托内部责任的承担三个问题。

流域跨界污染纠纷怎么调处?

一国之内的流域跨界污染纠纷是水污染防治不可回避的问题。梳理部分国家流域跨界污染纠纷调处机制，我们发现，从理想或纯粹意义上划分，主要有横向协调处理模式、纵向协调处理模式和司法诉讼模式。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实践中往往采取混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