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型党组织:地方跨界治理的整合机制——以H省N市全域党建的地方实践为例

作为治理跨界事务的创新载体,任务型党组织旨在通过党的跨域建设来强化权威整合,前提是跨域吸纳,目标是有效行动。既不同于西方“政治—行政”二分和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也不同于议事协调小组、领导小组等“高位推动”的运作机制,任务型党组织既强调党组织的全域覆盖,又强调党建工作内容的全覆盖,形成组织嵌入机制、合作网络机制、融合党建机制和任务认领机制四种跨界事务治理的整合机制。地方实践对这一组织模式进行了丰富探索,旨在克服体制性壁垒,打破“碎片化”效应;克服物理性壁垒,打破“边际化”效应。结合地方实践,提出“组织吸纳—权威整合—主体行动”的分析框架:通过吸纳性制度构建实现跨界吸纳,提升组织的吸纳力;通过跨域党建实现跨界整合,提升权威的整合力;通过激励赋能实现跨界协同,提升主体的行动力。

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基本维度、基础条件与政策保障

超大城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超大城市社会问题的跨域性、复杂性及其引发的制度供需不匹配,是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的基本逻辑起点,且其治理维度主要包括超大城市社会的跨区域治理、跨层级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四个方面。行动者之间的资源互赖、相互信任、权力共享、信息共享、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是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的基础条件。加大立法、优化体制、健全财税、培育人力,是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高效运转的重要政策保障。

跨界治理网络视角下深港跨界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跨界区域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地区,跨界治理也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当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严峻,区域治理转型探索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了跨界治理网络研究框架,认为在跨界治理中,各政府行为体基于共同发展目标,在中央权力重构下,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的政府共商组群,共同作用于跨界区域发展。其中,经济地域化与政府能力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以深港跨界区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了经济地域化进程与跨界治理网络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方式,进而分析不对称治理下辖域网络内的政府-社会关系对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的影响。研究证明,跨界治理网络是一种韧性的治理机制,克服了传统政策网络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和过于简化的问题;并将跨界的经济和制度都根植于可变化的地域背景之中;采用多层次治理方法中的“通用”和“特定任务”来描述不同的政府共商组群,同时引入“倡导联盟”框架的理念,有助于理解政府主导的跨界地区制度一体化的过程。在跨界治理网络的动态构建下,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治理方式将带动深港跨界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权威引领与行动赋能:城市跨界治理的整合机制——基于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考察

跨界事务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权威引领—行动赋能”分析框架,区分了城市跨界事务治理的四种整合机制,分别为组织嵌入、跨界动员、议事协调、激励问责。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整合机制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对于跨界事务来讲,构建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体系,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增进交流,不仅可以平衡多方利益诉求,还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跨界事务的治理效能。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区分不同情景,建立适当的整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中国“跨省城市区域”的跨界治理体制优化路径与策略

建设跨省级都市圈、城市群逐渐成为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我国跨越省都市圈、城市群纳入统一的“跨省城市区域”范畴,对其基本内涵、治理模式进行了一般性归纳总结,分析了其跨界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的路径与策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跨省都市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跨界治理机构不健全抑或缺乏法定职责权限;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常态化、规模化参与不足;跨区域财税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不健全;行政立法及政策差异制约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等。未来,重点要从体制创新、规划引领、机制创新、手段创新、保障创新等方面出发,采取相应的跨界治理行动策略。

区域合作的制度基础:跨界治理理论与欧盟经验

区域合作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形式。如何克服现有行政区划障碍与解决各合作方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两个难题”是保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解决这两个难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资源配置或产业分工的问题,而是要建立合作的制度基础。文章尝试从“跨界治理”的视角,借鉴欧盟的跨界治理经验,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基础,提出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跨界治理体系,为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参考。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佛同城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跨界治理与雾霾治理转型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的一个重灾区,因此,破解雾霾治理困境,推动雾霾治理转型具有重大意义。雾霾污染治理转型应充分运用跨界治理理论,从理念、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创新三方面构建京津冀地区跨界合作治理新模式。理念上,转变传统的"单中心"治理理念,重塑区域跨界合作治理理念;组织机构上,架构与创新京津冀空气质量跨界治理机构;运行机制方面,通过建立多元投资保障机制、区域统一碳排放交易机制、区域立法协作机制及区域监督机制来确保区域雾霾治理的有效运行。

跨界治理的理论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全球已进入一个超流动与不稳态并行的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要素自由流动并频繁“跨界”,而治理需要将不稳定转化为稳定,跨界治理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区域、地方等尺度交织,使跨界治理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跨界治理主要指通过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通过梳理跨界治理的相关理论,重新界定了“界”,重构了跨界治理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跨界治理主要涉及3个尺度的3对范畴:在地方层面,去同质化与同质化;在区域层面,去边界化与边界化;在全球层面,去中心化与中心化。运用该框架,以长三角为例,实证分析了区域尺度跨界治理的逻辑。

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随着经济一体化、城市一体化的发展,区域警务合作成为维护城市治安稳定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热点问题。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更能凸显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更能引领警务合作的趋势。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不仅仅是区域公安机关与合作组织和成员之间制定条约的事务,而是体现了一种警务合作发展的进程。随着警务实践活动的发展,区域警务合作将以持续的、动态的态势不断出现新模式和新方向。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跨界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京津冀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围绕京津冀区域内共存的环境、资源、资本、产业、信息、人才、安全等问题却日益突出,且因各自利益诉求一直争执不休难以解决,严重阻碍了区域内的跨界治理,也直接影响到一体化进程,亟需通过大规划、合作联盟和制度建设,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健康发展。

跨界治理视域下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治理对策——以S市踩踏事件为例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运行中隐藏着巨大风险,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具有跨界特征,其治理也需要跨界合作。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和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发现政府的碎片化管理、公民参与的缺失、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失当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形成的重要原因。加强顶层设计,追求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强调共同责任和一致目标,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整合,搭建公共安全管控平台,形成政府层级间、部门间合理的权力及资源匹配和信息共享及预警联动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社会和媒体的多元合作协调治理模式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对策。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网络化机制的建构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进入了危机事件的频发期,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体毋庸置疑,但是随着危机发生的频繁性和多样性,仅靠政府"单边治理"的模式已很难奏效。一种适应当今危机管理的"复合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建构一种跨界治理网络化机制显得十分必要。

健全“跨界治理”机制 共筑旅游合作基石

要保持区域旅游合作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合作的制度基础建设为抓手。本文根据"跨界治理"理论,借鉴欧共体等成功合作体的经验,阐述了健全合作体制、激励机制和法治建设的形式与方法,提出了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石就是建立健全"跨界治理体系"。

长吉图区域旅游合作制度基础:跨界治理理论与欧盟旅游一体化经验

区域旅游合作是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形式。破解跨越现有行政区划障碍与合作方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两个难题",就必须以合作的制度基础建设为抓手,形成激励相容的参与合作机制。本文从"跨界治理"的视角,借鉴欧盟旅游一体化的跨界治理经验,研究长吉图区域旅游合作的制度基础,提出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跨界治理体系,为推动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参考。

基于“结构-过程-领导”分析框架的跨界治理研究——以京津冀地区雾霾防治为例

跨界治理作为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最新成果之一,汲取了多种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的精髓,运用互联互通思维处理复杂的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公共事务。跨界治理研究具有宏大的覆盖面,全方位的深入探讨、面面俱到的研究指向不切实际且容易顾此失彼,鉴于此,本文尝试研究"界域"又不拘泥于具体"界域",借鉴西方跨界治理模型,立足本土场域,以结构、过程和领导为核心要素,探讨跨界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内在机理,建构分析框架演绎京津冀地区雾霾防治过程,为跨界治理雾霾贡献中国方案。

跨界治理: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新挑战和新应对

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开始探索一条持续内生减贫道路,力图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实现贫困治理,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扶贫攻坚新时期,连片特困地区、深度贫困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新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构建有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跨界合作体制机制不仅是此类特殊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实现脱贫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以片区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切入点,通过跨界合作、协同治理、同频共振,最终形成"优势一体发挥、资源一体配置、政策一体覆盖、产业一体布局、利益一体共享"的一体化发展和跨界贫困治理大格局,才能切实推动片区如期脱贫摘帽,确保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论跨界治理的理论模式、现实意义及其实现路径

跨界治理是由两个或者更多的治理主体,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追求,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跨越传统边界的公共事务的一种活动,它包括跨政府组织治理、跨公私领域治理和跨地域治理。文章以此理论为依据,构建了跨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跨公私领域合作治理和跨地域协同治理三种理论模式,并分析了相应的理论渊源、现实意义以及实现路径。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跨界治理研究——基于武汉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的实证分析

区域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是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滞障。本文以跨界治理理论为依托,对武汉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展开实证分析,提出通过创建区域公共服务跨界治理体系、重构治理路径以完善区域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并促进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

跨界治理视域下中国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制的主体性质探析

在公私合作制下,公私部门的主体属性划分直接关系到双方的权责配置与合作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实践历程,实质是私人部门边界不断拓展、公私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跨界治理视角看,公私合作制蕴含的私人部门打破公共部门的垄断边界,突破城市政府的行政边界,政府部门间监管职能整合的内在逻辑,为公私部门的属性划分提供了理论启示。中西方文化对公私性质的认知差异表明:确定公权边界,明确经济主体的责任属性是判定公私部门的基本准则。基于这一准则,公共部门包括与城市公用事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政部门,以及依法取得政府授权、代表政府行使公共职能的国有企业,私人部门则涵盖各种形态、甚至是国有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上述结论的政策蕴意在于,政府要以包容的姿态接纳各种形态社会资本,并辅之以有效监管,才能真正推动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公私合作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