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跨界流动对区域性职教集团发展方式的影响及其启示

本文以知识跨界流动为理论视角,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认知,揭示了区域性职教集团发展的困境与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旨在为构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于全民终身学、服务于职业专业人才培养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架构进行理论探索,为实现区域内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开放、共享,充分发挥区域性职教集团的优势,为创新改革职教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与模式提供相应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跨界流动、认同与社会关系网络:大陆台商社会适应中的策略性——基于福建台商的田野调查

大陆台商群体是伴随两岸经贸往来成长起来的新兴的、特殊的流动群体。借鉴和运用跨国主义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分析和解释大陆台商在社会适应中的策略性。首先,持续性在两岸间往返流动,形成跨界流动的生活方式,建构起跨界的社会空间;其次,在认同上表现出双向性和情境性特征,以重建内在心理秩序,化解身份模糊引起的心理落差和尴尬情境;最后,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是最主要的关系类型,建构两岸婚姻是成为一种特殊的适应策略,通过相互交织的"大圈子"和"小圈子"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全面嵌入当地社会,为台商在当地社会正常生活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

不难理解的难题——WTO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中的人员跨界流动

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要求其成员通过不断进行的多边谈判逐步使服务贸易自由化,并要求首轮谈判应不迟于WTO成立5年后开始.因此,WTO成员于2000年初开始了首轮服务贸易谈判,实际……

人才跨界流动及政策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人才在行政、事业以及企业间的相互流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良好的制度环境是解决人才跨界(行政、事业和企业)流动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宁波市人才跨界流动的现状,用AHP方法对宁波市人才跨界流动政策进行实证分析,从影响人才跨界流动的主要因素和主要障碍两方面为切入点,对当前宁波市人才跨界流动存在问题展开讨论,最后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使得人才"全方位自由流动",推动宁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互惠--以中越边境猛硐瑶寨为例

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从跨界人类学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了中越边境茶叶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形式、组织架构。认为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强化了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而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建构了区域命运共同体。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无交流的交通:日常跨界流动的人类学反思——以霍尔果斯口岸“中哈跨境合作中心”为例

在主流的边界与移民研究中,存在着跨界流动促成文化互动和相互认同的观点,但基于霍尔果斯口岸"中哈跨境合作中心"的民族志材料,由于边境地区的空间设置、地缘政治经济情境以及文化符号商业化策略等3个方面的差别使得出现了一种可命名为"无交流的交通"(transportation without communication)的日常跨界流动的特殊形态。在这一形态下,频繁的跨界交通往来并没有促成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反而在超越领土边界的情境下形成了新的空间区隔,并且在商业开发对文化符号的反复挪用中削弱了文化间相互理解的有效性。进而以此说明"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交往的全面理解应当基于微观的日常层面,通过跨界流动形式的多样性与结果上的复杂性进行考察。

知识跨界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形成——基于佛山市南海区提升创新能力的分析

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在具体区域的展现,知识在产、学、研的跨界流动,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知识跨界流动也会受到诸多障碍的限制,打破这些限制需要依靠政府创新政策的引领。近几年来,佛山市南海区通过政府政策供给,发挥财政激励、投资指引和规范市场等作用,在冲破知识跨界流动障碍、聚集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主体等方面履行政府职能,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科技企业孵化、科技创新平台搭建、科技创新券服务和科技人才引进,创新政策体系得到完善,促进了知识跨界流动,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佛山市南海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做法,为创新资源不足的地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蒙旗社会的跨界流动与人际交往——以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四个诉讼案为中心的考察

清廷秉持“因俗而治”“众建分治”的思想统御蒙古地区。以此为前提,在蒙地编设蒙旗,划定旗界。同时,还制定律令,不许蒙汉民众在蒙旗与蒙旗之间、蒙地与内地之间随意流动。不过,出于日常生计需要,蒙汉民众不断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途径,在界限内外迁徙流动并展开各式人际交往。蒙古人主要依托藏传佛教路径进行人际往来。汉人主要经由亲戚或同乡建立社会关系。蒙汉之间则通过买卖、雇佣等经济活动实现族际互动。在蒙汉民众频繁的跨界流动和人际交往中,内地与蒙地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

“桥梁”与“安全”交叠:中越边境人口跨界自发流动及其双重效应——基于对云南H县的调查分析

边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特殊区域,其人口跨界自发流动与国家治理的逻辑紧密关联。研究通过对中越边境云南段H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这一区域的人口跨界自发流动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其在人口流向、人口规模变化及合法性等方面呈现出一些突出特点。同时,其对国家边境秩序的影响呈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有利于增进毗邻国家间的利益;另一方面对国家边境的治理也构成“安全”挑战,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其引发的卫生安全成为边境治理的最大挑战。在边境人口跨界自发流动的治理实践中,需要巧妙地在“桥梁”与“安全”所交叠的双重效应下维持平衡,以增进毗邻国家及人民之间的共同福祉。

时空变迁下的流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生活与国家认同

近年来,我国的边疆研究逐渐突破"中心"—"边缘"的讨论范式,研究方法的转变肯定了"边疆本位"的价值,然而,边疆治理理念与实践中仍然缺乏对边疆建构者之一的边疆民族的关注,特别是对边境区域少数民族内心世界与行为逻辑的关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新梳理不同历史时空下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流动与国家认同,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解读边境民族具体生活情境中的国家认同意识与跨界流动的生活逻辑,对促进我国西藏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以生为计:中老边民跨界流动的认知研究

边民的跨界流动引发了对边民多维认同体系和边民社会治理的多视角探究,既有宏观的民族国家叙事,又有微观的地方社会表达,其关键之处在于边民跨界流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无论是历史流动的延续性还是当代迁徙的选择性,其均关乎边境地区的社会空间属性和边民的生活与生存状态。边民无论是被动抑或主动的流动,皆是以边境地区的弹性社会空间与跨界民族的族属身份为依托,以特定时间为节点,以生存和生活为原动力,并由此抉择是否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而进行离散与回归。

粉面修饰与跨界流动:民国电影中“都市太太”的建构与困境

作为现代家庭女性的代言人,都市太太的摩登形象大量出现在民国电影中。本文通过身体上的粉面修饰与身份上的跨界流动两个层面的分析,勾勒出都市太太在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时尚风范。同时指出,在这种美学趣味建构的背后,都市太太也成为男性性别权力的欲望对象,以及表达公众焦虑、民族矛盾、社会问题的文本空间,与男性、家庭、社会等诸多元素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困境。

跨界流动与宗教信仰的转换——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营盘村为个案

跨境民族因其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在活动空间上呈现出自身独特的特征,这深刻地影响了跨界民族的社会交往以及文化特征甚至思想观念。本文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营盘村景颇族为例,考察了其在跨界流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宗教信仰转换,认为现代宗教对原始宗教在教义体系、宗教活动上的优势以及跨界流动的影响是宗教信仰转换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了宗教信仰转换对当地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影响。

跨界数据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管辖权的影响和法律对策

国内外从国家主权和基本权利的角度对跨界数据流动进行研究者甚为罕见。本论题中的跨界数据流动概念采用跨学科的定义。作为数据净流入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中的管辖权正在遭受跨界数据流动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应采纳效果原则,将立法管辖权扩展至包括网络空间在内的有关跨界数据流动的行为,以数字净输入方为本位构建国内和国际的信息通信技术法制。

流动社会“代耕群体”的社会融入——兼评阳江苗族代耕农案例研究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在各民族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口迁徙依附在土地之上,并以获取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为主要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被由乡村到城市的“主流”迁徙模式所遮蔽。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现象,是一种“离乡不离土”的社会样态,“以土为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主流,即没有离开土的范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代耕农群体,这种典型的迁徙模式在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苗族代耕农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研究》一书以阳江苗族代耕农为案例,探讨当前乡村外来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其核心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村落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乡村社会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向外流转,进而为外来移民群体定居异乡提供了机会。苗族代耕农群体在异乡定居的过程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生存空间与社会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融入”。

基于居民感知的跨界意义研究——以深港跨界居民为例

对于在边界两侧居住的居民,跨界流动、居民对边界另一侧的地方感、跨界的个人意义以及跨界的区域意义这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深港跨界居民的调查数据,构建了路径模型来分析上述四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跨界频率对深港居民的地方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跨界频率对个人和区域意义的感知均具有显著影响,对个人意义的感知影响是正向的,但对区域意义的感知影响却是负向的;地方感对边界的个人和区域意义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通过对深港边界居民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对跨界流动意义的理解,以期为深港一体化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和借鉴。

人流视角下南京都市圈市际毗邻地区边界效应与一体化发展

边界毗邻地区是都市圈一体化的先行区,打破边界阻碍,提升要素自由流动水平是都市圈跨界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街镇构建人流视角下的边界效应类型,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分析行政边界对都市圈毗邻地区人口跨界流动的差异化作用特征和机制。结果表明:(1)毗邻街镇之间的人口流动频繁,边界局部融合,在《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划定的重要片区内,呈现出高频人流的一体化发展态势;(2)边界对毗邻街镇与非毗邻街镇之间的人口流动阻碍较大,仅少量毗邻街镇人口向非毗邻地区扩散;(3)整体来看,都市圈内边界毗邻地区处于一体化的初期,以毗邻街镇间的跨界流动为主,跨界组团初具规模。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都市圈毗邻地区的一体化模式,有利于在规划过程中制定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区域协同的进程。

疫情推动教育虚拟国际化

学生流动性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传统的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学生流动的主要形式为从自己国家赴他国学习。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学生不出国门便能接受跨国教育。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向虚拟国际化的转型,学生物理层面的跨界流动也随之转向虚拟流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虚拟留学、虚拟实习等跨国学习与交流活动中。

多元文化社会与“他者”

多元文化社会与他者或多元文化社会与移民,乍似两个议题,但实则为同一议题.尤其在全球化加速人群跨界流动影响下,每个社会或多或少早已是多元文化社会,问题只在于一一如何面对多元文化社会.然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概念在每个社会的提出,有着不同的社会脉络背景,在社会科学与教育界目前也没有一致性理解.本文指出,看待多元文化可能有三种不同立场：①作为一种机会,②作为一种威胁,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章进一步指出,三种多元文化立场,不管持赞成、反对或批判立场,目标都指向怎样“整合”形态对接受国社会是较合适的.但全球化使人们迁徙愈来愈呈个人主义化趋势,因此跨界流动个人与接受国社会的考虑往往不具一致性.所以,在教育上对多元文化态度的培养,不仅要突破本国人/外国人二分方式去理解跨界流动群体,同时也应视之为全球化下新的“社会类型”,把跨界流动群体/移民当作是形塑多元文化社会的主体.

节目主持的媒介生态演变

随着国外模式节目被引进国内以及新媒体快速崛起,我国的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学院派节目主持人似乎已经难以适应节目发展的需求,众多"非典型节目主持人"则活跃于主持新阵地,传统节目主持行业面临变局和挑战。本文从媒介生态演变的视角出发,梳理节目主持发展的基本脉络,着重对节目主持的功能定位、人群变化、类型特点、表现手法等进行较为全面详尽的分析。同时指出,播音主持的学院教育在保持其专业优势的同时,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生态,积极创新求变,主动融入媒体变革的潮流之中,以满足日趋多样化的受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