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跨界环境损害救济的“守成”与“创新”——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跨界环境损害纠纷案评析

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跨界环境损害纠纷案是联合国国际法院近年来做出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环境法判决,它标志着综合性跨界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初步建立。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属于事前救济制度,其在内容、程序方面缺乏严密规范,导致国际法院较难就当事国是否违反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形成一致判断标准。指示临时措施属于事中救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经由国际法院司法活动形成的“禁令救济”,因尚未形成自主法律制度而缺乏强制性法律拘束力。总体来看,国际法院在该案判决中虽进一步探讨了跨界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在规则理解和适用上“守成”有余,进步意义有限。该案最具创新意义的是国际法院于国际法层面首次认可了跨界环境损害的可赔偿性,但它在生态损害评估、赔偿方式和科学证据使用等方面的说理论证不尽完善。综合性跨界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健全,仍有待更多国际司法实践的发展和推动。

民用核活动跨界环境损害责任与赔偿国际法律制度研究

本论文系统研究了民用核活动跨界环境损害的责任与赔偿国际法律制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对民用核活动及其造成跨界环境损害作出解释与界定;其次,重点阐述核活动跨界环境损害的责任与赔偿问题的理论基础,并简要梳理现存的国际立法体系;接着,梳理现行法律制度,并指出存在着法律制度缺失、赔偿范围争议、救济途径障碍以及执行监管缺位等方面的不足;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了建议,包括完善相关国际条约、发挥国家责任的作用、优化司法救济途径并加强国际合作等等,旨在更全面有效地解决民用核活动跨界环境损害责任与赔偿问题,从而实现核能开发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事件治理研究——基于基金会介入的演化博弈模型仿真

跨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阻碍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府际治理博弈中环境污染外溢性使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从而倾向选择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策略,而中央政府介入治理模式成效不彰。以演化博弈与政府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引入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与A、B两省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并进行仿真,进而通过厘清府际行为机理,评估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介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在博弈介入效果与引导调节速度方面优势显著,对行政资源过度依赖问题纾困效应明显。提出引入三方机构参与治理、推进府际治理权力下沉、构建高效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平等协作、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从程序性视角看澜沧江-湄公河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法律建构

澜沧江-湄公河是一条对于中国和其他流域国家以及区域性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性跨界河流。从澜沧江-湄公河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律框架下建构澜沧江-湄公河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对于中国和其他流域国家是一种务实、可行的选择。文章认为,中国-东盟对话合作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湄公河委员会等一些现有的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机制,为建构澜沧江-湄公河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机制提供了区域性的国际合作基础。而现阶段务实、可行的目标是促进流域各国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基本理念的接纳,并通过建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性机制,培育各国间解决澜沧江-湄公河可持续发展的善意合作氛围。文章提出,当前建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增加流域相关信息透明度和促进流域国家社会公众的参与,以增强流域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合作,并推动公民社会的有效参与。

冲突与合作:跨界环境风险治理的难题与对策——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长三角地区各类跨界环境风险也进入高发阶段。跨界环境风险的突发性、高危性、人为制造性、不确定性及其易于引发风险冲突与社会放大效应的独特本质,加剧了区域环境与社会的双重脆弱性。实现跨界环境风险有效治理的关键对策选择,应以文化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着力培育区域环境风险合作新文化,构建环境风险共担、环境利益共享的新型环境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多主体、全过程、复合型环境风险治理的网络体系,并破解跨界环境风险合作共治在理念认知、利益结构和制度机制等方面挑战。

地方政府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跨界环境污染会加剧环境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分配的不公平。基于环境污染扩散范围,构建多地区参与的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模型,博弈模型中个体目标最优和集体目标最优的冲突表明:纳什均衡最优的跨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小于帕累托最优的跨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二者呈现相背离状态,并且背离程度随着参与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地区的增加而增加,导致"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局面。

浅论跨界环境污染中的国家损害责任

本文通过“特雷尔冶炼厂案”论述了跨界环境污染的国家损害责任,指出国家损害责任是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发展,在环境问题日益关注的今天,只有进一步完善国家责任制度,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

探讨国家责任必须首先厘清国家责任与国际责任的关系。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是指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造成跨越国界的环境损害的责任。从主、客观方面分析,国际法未加禁止的行为造成跨界损害后果的,该行为既可归因于行为所属国,又因造成跨界环境损害后果而违反国际习惯法,具有违法性。所以,国际法未加禁止的行为造成跨界环境损害后果的,应承担国家责任。

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适用研究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在政策层面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在制度层面的实施推进却仍然不足,应当通过建立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机制。推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借鉴了国际先进湾区的经验教训,结合了粤港澳大湾区特殊的政治和法治背景,顺应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格局,其核心内容包括评价范围、公众参与、评价标准和协调监督四个方面。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路径先是通过签订三方协议的方式加以认可,再通过粤港澳各自法律体系的内化具体推进,并依据“就高不就低”原则协调粤港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差异以尽量减少运行阻力。

论跨界环境损害责任的确定因素

跨界环境损害的通常含义是指跨过国家边界线的物理存在或溢出造成的损害。污染方责任的确定首先应该考虑直接决定污染的因素,包括预防措施及恢复原状的成本和合理反应措施的费用。前者指符合成本效益的费用,即建立和维持集体行动制度的成本。后者是在确定这样的救济时,核心问题应该是合理和谨慎的主权国家或其代理人为减轻污染造成的损害而将采取的步骤,并同时注意技术可行性、有害的负作用以及这种再生过程的兼容性或其重叠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努力超出了某一点变得多余或过于昂贵。其次需要考虑的是间接决定污染的因素,包括人身、财产与环境的损害。另外,在判断受害国的哪些损害应由加害国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上,需要考虑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损害不是单纯由不法行为引起的,而是由并存的原因引起的。还有一个促成损害的问题需要考虑。

黄浦江上游死猪漂浮事件引发的对跨界环境灾害治理的思考

上海与江浙周边地区对跨界环境灾害突发事件的联防联控,不仅事关上海城市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计,还涉及长三角区域环境生态的共同治理保护、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区域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生态重大问题的解决。上海应建立跨界环境灾害联防联控的相应组织机构与协调机制,提升针对跨界环境灾害的应对能力,牵头开展长三角环境灾害共同治理的重点专题研究,主动参与源头地区环境灾害的共同治理和共同防范。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问题研究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国际环境保护法的一项制度 ,对预防跨界环境损害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要依赖于该制度的顺利实施。当前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推动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的关键所在。

中国与东盟国家跨界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由于地理上的相依性,这些环境问题往往也是跨国界的。以多中心的治理理论为基础,可以从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其制度化两个维度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跨界环境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多元化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环保组织、公民等发挥各自的作用,治理的制度化则需要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跨界环境问题创设更规范的制度框架。

跨界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软法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的剧增,我国开始面临严重的跨界环境问题。传统"行政区行政"囿于行政区划边界的限制而难以对此形成有效的控制。为此,以政府合作为核心的跨界环境治理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方式,政府合作并不是法外行为,而应当被纳入法治的轨道,受到法律的规制。在跨界环境治理中,区域性环境规划、区域性环境标准、区域性行政协议以及弹性法律规范等软法对于政府合作起到了重要的规制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对此,应通过加强硬法对软法的支撑、完善软法的创制方式以及健全软法的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

基于政策工具的跨界环境治理实质性合作机制探究——以京津冀大气环境治理为例

随着京津冀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三地政府间的有效合作倍受关注。选择恰当的环境政策工具,建立一种实质性合作模式成为有效解决跨界环境治理问题的关键。这种实质性合作模式包括成立三地政府合作组织、建立政府间环境治理协调机构、建立由中央政府组建的跨行政区域的大气质量管理部门和联防联控机制三个方面。

国际法上“跨界环境损害”概念的辨析与界定

跨界环境损害事件近些年呈高发态势,亟待国际法的有效应对。国际法学界当前在跨界环境损害的概念界定问题上还存在模糊和分歧,成为跨界环境损害理论探索方面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跨界"概念的核心是主权国家的管辖与控制,全球公域排除在外。"环境损害"概念不限于引入性的环境污染,其他非引入性的环境不利后果亦包含在内。因此,"跨界环境损害"是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地区内发生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对另一国管辖或控制的地区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后果,包括对人身、财产以及自然环境本身在内的任何损害。

浅议北极地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在北极地区开展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对保护北极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指导北极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开展的国际文件主要是北极环境影响评价指导纲要。一方面,由于缺乏强制力,而且纲要规定的内容相对滞后,致使该指导纲要在北极地区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另一方面,北极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展依靠的只是周边国家的自觉,不存在配套的监督机构和救济措施,并且实施效力和效果也大打了折扣。完善北极地区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就应当建立后续的工作小组监督指导纲要的实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定期修订相关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文件。

论跨界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制度

环境损害责任是国际责任制度的新领域,其理论基础和具体制度与传统的国家责任有较大的区别,是对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两种责任制度在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构成国际责任制度的内容。对于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主要表现为损失的分担,出于保障受害者利益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探析了如何构建跨境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制度。

论跨界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由于环境损害为特殊侵权行为,各国一般无论在法律或实践中都将环境损害归结为严格责任,跨界环境损害归责原则也是如此。从法理分析,严格责任的承担基础是公平的分配损失,即应从国家本位向国际社会本位理念转变,以国际社会整体价值及国际民商事秩序的构建为导向来分配责任。且出于平衡受害人、加害人、环境等保护以及国际贸易发展关系的考虑,在重大危险活动中如环境损害领域嵌入责任保险制度,实属必要。从现实来看,相较于污染者而言,受害人往往是农民、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且加害人是在明知的情况下从事高度危险活动,因此为谋求经济利益而造成高度风险者必须承担起控制此项活动任何有害后果的责任,这符合风险与收益并存原理以及公平原则。

论跨界环境损害概念的法律界定

传统意义的跨界损害是指通过土地、水或大气而引起的跨越边界的损害,实际主要指跨界环境损害。明确跨界环境损害的概念要强调四个要素:环境损害是相关活动的有形后果、人为的因果关系、损害后果必须显著而重大、必须存在跨界环境影响。另外还须注意多边管辖规则的竞争和公共资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