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名片的创译一体外宣翻译路径与策略——基于跨语际书写视角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作为城市名片,是衢州鲜亮的文化符号。跨语际书写立足翻译,扎根地域文化,整合语言传播、地方文化和跨语际实践,强调译者在文化翻译中的目的、跨越、聚合和表述。在路径上,可尝试采用创译一体的创新-创造-创译路径,具体的策略可包括异化+“扩展-详述”策略、归化+“扩展-延伸”策略、融通+“扩展-增强”策略等。

从“私诉”到“附带民事诉讼”:近代中国一个诉讼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

“私诉”概念的跨语际实践包含四个阶段:在传统中文语境中意为“暗中告诉”;清末民初,经由日本汉字词“私訴”(しそ)对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action civile”的直译,作为诉讼法概念的“私诉”重返中国,意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921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条例》使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替代“私诉”,并将“私诉”的意涵改为“刑事自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使用“自诉”替代“私诉”,“私诉”就此消解于中文语境。“私诉”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抽离、重返、转变、消解,既是大陆法系司法制度、法学知识在语言层面的一次本土化重构,也是近代中国“司法现代性”改革的具象化缩影。

从白璧德到梅光迪——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一

“跨语际实践”包括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思想碰撞时的复杂思考、西方文本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产生的新意涵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译介者本人的能动性。梅光迪追求的“真理”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密切关联,但无法直接画等号。白璧德努力将新人文主义与宗教相区别,而梅光迪却径往“儒教”形态跃进。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二人面临不同的世界和困境,即白璧德着眼于世界文化,而梅光迪注重中国文化。作为学衡派舵手,梅光迪虽受惠于新人文主义,并借由“人文精神”横跨中西,使其理论具备“现代”和“国际”性质,但却蕴藏了超越新人文主义的潜能,沿着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这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学思想,也极富启发性意义。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南非小说《小太阳》中的“跨语际性”特征探究

南非作家扎克斯·穆达的小说《小太阳》,主要是以南非土著族群视角审视战争矛盾(1879-1912)带来的社会变革。本文运用“跨语际性”理论分析了《小太阳》中的语言特点及其表征。研究发现,该小说通过使用多样的语言形式以及多种翻译方法,呈现了“跨语际性”的三大内涵,即抵制性、变革性和包容性,独具一格地体现了尊重土著居民生存权的意图,并且彰显了该群体独特的土著身份。“跨语际性”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扩大了其理论研究范畴,为重新解读后殖民小说的主题意涵提供了新路径。

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

在古今历史演变中,古汉语"记者"一词由"记述者自谓"转变为泛指新闻工作者的新名词,再发展成新闻学关键词,最终衍变为新闻职业称谓,彰显出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同时,"记者"一词在中西文化对接中,进行跨语际旅行。

创造性阐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跨语际实践——以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为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体现为一种跨语际的传播实践,其基于翻译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想象。本文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将之归纳为"创造性阐释"。以瞿秋白为例,《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并非瞿秋白的原创,而是转译性作品,经过选择性转译、创造性加工、技术性规避、专业性注释等跨语际的再造实践,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紧密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国学"这个语词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日本人使用"国学"词始于江户时代,指日本固有之传统学问。近代"国学"概念主要可分为三种用法: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以国学为传统文化的简称;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新时期国学存在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期待性与未来性特征,它融传承与创新于一体。

各民族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困境原因初探

文章在阐述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困境中,指出存在当前此种情况的原因,即文化"洼地效应"与单边译入书面的形成,文化公平权力的缺席与母语文学传播权力的放逐,传播意识的缺乏与母语文学的自我遮蔽。

作为跨语际书写的西学研究——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与思想自觉

对百年中国的西学研究状况的反思,大多停留于历史表象的梳理层面,而未能触及到西学研究的一系列理论预设。将这些理论预设放入思想史中进行批判性的反省,不仅有助于促进西学研究的学术自觉,更主要地,它还能促进当代中国学界真正的思想自觉。

多民族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的困境与新路

当代多民族母语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实际在场与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不在场,使各民族母语文学在中国文学公共空间中呈现出"不在场的在场"的情形,从而指涉了整体意义的多民族母语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不在场。中外文学的单边译入与各民族母语文学译出的艰难也不对称。穿越汉语直接进入世界文学语境与更多的作家作品更自觉地通过汉译进入中国文学公共空间的两种跨语际、跨文化、跨国际传播行为的出现,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在场的自觉行为,这种行为对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并使多民族母语文学进入其间具有重要意义。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跨语际旅行:“文化霸权”的话语实践

“文化霸权”概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一定差异。西方语境中,它侧重知识领域中的权力结构状况,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化霸权”则较多地表现为对西方文化与现代性的抵制,体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跨语际理论视域下新中式英语翻译——以“城市词典”为例

大量的网络用语已经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沟通交流方式,作为网络用语中的典型代表,新中式英语(New Chinglish)具有明显的跨语际特征,在网络空间中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从跨语际理论视角出发,以"城市词典"(UrbanDictionary.com)中音译合成词和转借表达法为分析对象,展开对新中式英语翻译方法的研究,分析跨语际特征在新中式英语中的生成及呈现。

循名责实:跨文化,跨语际

“保守与激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引起过很多争论。这一课题既重要又极其复杂 ,牵涉到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整个近代史的发展历程。因此 ,加强并深化对该课题的研究 ,厘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很有必要。为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于 2 0 0 3年 11月 2 2日 ,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学术讨论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 5 0多位专家学者提交了文章或提纲 ,并畅谈了自己的看法。现摘编其中部分文章予以发表 。

文化认同与中亚影响——当代文学在新疆跨语际传播的问题与出路

汉语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学创作语,当代汉语文学在新疆的跨语际传播与接受,不仅加强了新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对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而且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它还是中国当代文学、文化走向中亚地区的重要载体,具有桥梁纽带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重新认识当代文学在新疆的跨语际传播的现状与意义,分析存在的问题,探索可能的出路,促进各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交融,以期实现中国文化、文学在中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与影响。

中国话语体系重构与跨语际实践研究

通过分析中国话语体系现状及其重构的必要性,并从跨文化传播视角阐述跨语际实践在重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即通过翻译打造对外话语创新平台、让西方文化真实感受中国话语语境,促使中国"发声",在"西强中弱"的话语格局中彰显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