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路径偶然及其评价

超越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对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的解释,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路径偶然理论提出政策选择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设计的独立性变量。在偶然性政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的干预作用,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以被动性制度设计或主动性制度设计的方式演进。路径偶然(path contingency)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分析方法的创新,但它同时带有过多主观构想的色彩。

嵌入性理论与路径偶然:偶然事件锁定历史路径研究

路径依赖理论超越了传统的技术、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历史的作用,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新古典范式的巨大冲击。文章提出了"路径偶然"的假设和利用"嵌入性理论"对"路径依赖"理论中的路径形成给予诠释,力求使"路径依赖"理论成为更具现实性、解释力的理论。同时,"路径偶然"假设和"嵌入性理论"也为"路径依赖"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和方向。

路径偶然与社会结构的沙漏效应——以东莞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小事件为例

路径依赖理论的起点是某些历史小事件。经济学研究中往往将这些触发经济变迁的小事件,视为是突变的、偶然的、随机的,偶然背后的因果关系容易被忽略。若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触发东莞发展路径依赖的历史小事件进行发生学的分析,则可以认为从个体行动者层次来看路径发生确有偶然性,但上升到社会结构的层次来看,社会结构如同沙漏,偶然性如同其中的沙粒,社会结构限定了偶然性发生的可能域,规定了路径偶然发生的时间、空间与方向。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1]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