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组织化状态下的阶级阶层权益与身份差序

改革开放促进了高度整合的社会分化,但是整体的阶级阶层结构在一定范围内被单位的组织化分割着,单位内部不同体制背景的人形成了非同质性内聚。单位成为攫取社会资源的整体组织,单位的组织化利益取代了阶级阶层的整体利益,单位体制内员工的收入、福利和保障等都被单位组织着。单位的组织化分割使得单位内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的身份与权益差序明显。在单位组织状态下,劳动是否具有消除贫困的特性主要看劳动者是否进入了单位体制之内,没有进入体制内的人是无法获得组织化的权利与利益的,因而导致其职业地位低下,职称与职务晋升的渠道受阻,福利无缘,保障无望,这与进入单位体制内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只有逐渐打破单位体制壁垒,同一个单位的人才能拥有基本平等的身份与权益。

基于行业身份差异化的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探讨

建立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制度,是党法党规的要求,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要求。党代会代表是有行业身份差异的。只有根据行业身份差异,建立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党代会代表的能量,提高联系群众的水平,增强服务群众的效果。我们可以按照党章对基层党组织的分类,来具体描述基于行业身份差异化的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制度的内容和方式,分别构建乡镇、街道和村社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教育、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以及党政机关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全球化生产下民工公民身份差序体制:比较中国沿海三个区域

中国农民工在旅居地缺乏完整公民权,不被当成平等的市民(公民)对待,遭受公民身份差序体制的歧视与排除,但歧视待遇因地而异。有研究者论证,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之间产生公民身份阶层化的关系。但是,该类研究甚少注意到全球化带给民族国家内部之公民权利阶层化的现象。本文将论证:全球化生产下,外资对中国公民权利配置的影响并非单一模式,而是表现出区域差异。不同地区条件的组合,以及这些条件与国家政策和全球资本的互动,都会催生不同的地方公民身份体制。本文界定了三种地方公民身份体制的类型,并比较上海、苏南、珠三角等区域之间在制度安排、地方政府与企业行为以及民工处境上的差异。本文研究材料来自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汇总统计资料分析以及官方文件分析。

身份差异化:垂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长战略研究

产业数字化背景下,垂直互联网平台发展方兴未艾。综合互联网平台惯常采用的"快速做大"战略难以适用于垂直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本文尝试揭示与规模导向不同的平台差异化成长战略,引入组织身份视角,开发垂直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身份差异化成长模型。围绕"垂直互联网平台企业如何构建差异化身份"这一问题,本文选取青团社平台开展理论建构式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垂直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身份构建包括"探索市场缝隙""聚焦独立运营""强化功能模块"三个关键行为,即身份探索、身份聚焦和身份强化过程的螺旋演进。"意义互动"是平台企业身份构建的关键机制,包括内部意义涌现和外部意义认同,两者共同推进平台身份标签的形成和演化。与"快速做大"战略强调通过用户规模增长、激发平台自身网络效应来实现规模化成长有所不同,"身份差异化"战略强调平台通过构建差异化身份标签、获得多边主体认同、提升关系粘性进而嵌入更大生态来实现规模化成长。

身份“差序格局”的测量及其效应研究

文章以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为基础,结合问卷调查所获的数据资料,编制了员工身份"差序格局"问卷。274份有效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身份"差序格局"包括经济剥夺感、差序对待感和权力偏移感3个维度。为了进一步验证身份"差序格局"的构想效度,并考察问卷的信度与校标效度,对74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调查,获得了519份有效问卷。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支持身份"差序格局"问卷的结构,信度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身份"差序格局"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最后,结合本土文化情境,围绕身份"差序格局"对组织不公正、组织负向认同、伤感度和反生产行为的差异化效应及其诱因进行分类梳理,强化了身份"差序格局"结构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身份差序格局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倾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我国加强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诉求变化的现实背景,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倾向及产生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推拉理论探讨身份差序格局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倾向的影响,并采用225份制造业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身份差序格局通过相对剥夺感的中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倾向产生了“推力效应”,而外部可雇佣性通过调节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倾向产生了“拉力效应”。

城中村集体资产处置过程中的差序身份——以北京市朝阳区XJ村为例

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产物,经过多年的集体经济,城中村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产。由农民转化为居民时,处置集体资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文章提出通过村民民主协商,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划分的标准,以及在此标准上确定集体资产处置的原则,对城中村集体资产处置以及城市化进程将起到重要作用,是缓解城中村改制过程中纠纷和矛盾的重要因素。

“差序格局”理论的嬗变及其对企业的影响与应对

传统的"差序格局"最早是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关系结构的,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变迁,业缘关系和利益等因素逐渐融入"差序格局"理论中,推动其不断向前演进,并对企业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首先探讨了"差序格局"理论的嬗变及其诱因;其次从组织公平感、组织归属感、工作要求—资源平衡等方面剖析了"差序格局"对企业管理造成的影响;最后,围绕制度的建设与执行、薪酬体系构建以及组织文化营造,提出了企业有效应对身份"差序格局"的管制措施。

江南五圣叙事的身份类型与文本策略——兼谈仪式文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进入文学史书写的神魔小说《南游记》,有诸多迹象表明,应该借鉴过江南关于五圣叙事的早期仪式文艺。此类文艺多为口传或手抄,故现存文本只能追溯到晚清民国,通过田野调查则发现江南的五圣叙事非常丰富,总体上可分为“地狱救母型”和“大闹皇城型”两大类,分别流传于江南的岸民和渔民之中,具体情节演述中体现出不同职业、地域、信仰和惯习等身份信息及其差序格局,彰显出仪式文艺以功能为导向的叙事策略,其美学风格与一般文学迥然有别,也因此很难像《南游记》一样直接进入现行的文学史,需要我们提供更多的实证案例和理论思考,使文学史书写更臻完善。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契约进化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建立了三种形式的政府,即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统治型政府是在身份差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人类社会开始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时,他们在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框架下建构起了管理型政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社会治理所出现的危机,政府通过与其他社会主体签订契约的方式来开展合作治理。与社会契约论中的"契约"相比,"新"的契约在契约形式、主体关系、契约作用等诸多方面均有异于社会契约论,这是契约在政府模式变革中发展进化的结果。

湖北烟叶厚度特征的研究初探

【目的】了解湖北烤烟烟叶厚度特征,更好地指导烟叶分级工作。【方法】通过多点打孔测定了2018年湖北烤烟5个生理部位共600片烟叶的厚度及“身份差”。【结果】(1)烟叶厚度:顶叶>上二棚>腰叶>下二棚>脚叶;叶片区块厚度:从叶片基部逐步增厚,至叶片中部达到最高值后,再逐步变薄。(2)烟叶厚度特征:脚叶“薄而均匀”,下二棚“烟叶稍薄,基薄上厚”,腰叶“厚薄适中,基部薄、中上厚而均匀”,上二棚“烟叶稍厚,基尖差异小、中上厚而均匀”,顶叶“厚而均匀”。(3)烟叶的“身份差”表明:对烟叶“身份“等级的感官判断,脚叶从叶中偏基部,下二棚、腰叶和上二棚烟叶从叶尖部,顶叶从叶中偏尖部去把握最为准确。【结论】了解和掌握不同叶位烟叶及其叶片区块的厚度特征是烟叶快速分级的重要基础。

生活在别处——评吉米平阶的《北京藏人》

吉米平阶是反映藏族人在都市生活的第一人,他以既在局内又在局外的亲历者、旁观者和创作者的身份展现了生活在陌生的都市里边地藏族人的生活情态,主要是藏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用文学形象展示了"异乡人"在北京的生活体验。吉米平阶笔下的《北京藏人》是异乡人形象书写在新时期小说中,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又一次探究,他们从藏语本土文化圈进入北京都市文化圈,面临诸多冲突与尴尬。自然环境的陌生感,身份认同的困惑,语言与文化适应的抵牾,文化心理的疏离感,生活方式的差异等,使吉米平阶的异乡人书写有着别样的叙事意义,对内心深处的审视和剖析,对生命深刻的困惑,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与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共同面临的困境。"北京藏人"已然是现代性理论体系中的"异乡人"角色,小说执着的现实关怀,既有鲜明的时代性也直接指向对现代性的思考。在对文学转型与社会剧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对这些关系的条分缕析中,吉米平阶的《北京藏人》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视野,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出更客观和更全面的评判,重新发现被遮蔽已久的文学光芒。

审议性公民与协商治理——中国协商民主实验的一个案例研究

协商民主需要一种新型的审议性公民和协商治理。然而,对审议性公民和协商治理的关系却鲜有考察。此外,尽管越来越多的文献考察了多种中国公民身份的概念,而新近出现的审议性公民还未被研究。本文通过研究在协商治理实践中审议性公民所扮演的角色,尝试填补这两方面的空白。通过笔者在2010年组织的一次实验,本文考察了能否利用审议性公民来解决一个特殊性的社会问题,以及协商民主论坛如何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协商治理机制的问题。文章还考察了什么样的条件将促进或阻碍审议性公民和协商治理的发展,并指出了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局限性。

清代死刑法:在儒家体系与复仇观念之间

为服膺于政治统治和帝国治理的需要,死刑法需要对复仇观念进行体系化更新,实现同等复仇的国家主体化和政治等价化。随着儒家体系全方位覆盖国家治理领域,作为儒家化法律典型代表的清代死刑法.无论在司法判例还是在法律文本上,都积极回应并支持了差序格局对复仇观念的体系化更新要求,实现了身份差等化,维护仁礼纲常和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