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期女性社交媒体中的赋权实践及身份形塑

孕期是女性预备承接母职的重要阶段,孕期女性一方面受到传统母职观念和医疗要求带来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在社交媒体中通过孕期展演和情绪宣泄打破沉默。孕期女性通过媒介平台女性用户间的互动支持迸发情感能量,进而促进母性意识的觉醒,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通过增加女性主义议题等方式强化了群体价值规范和母性认同。研究认为孕期女性个体在社交媒体连接与聚合中完成了赋权实践,并运用符号叙事建构出一个“宏大”的母性形象,以此在博弈中得到更多家庭话语权等个人权利,从而影响和改变父权制下家庭固有结构和权力格局。

身份形塑、话语裂隙与革命文学的洋装书写

践行"革命文学"的作家认为,洋装具有浓厚的殖民色彩,穿着洋装是一种追求个性和享乐的生活趣味,与革命要求不符,因此需要批判,需要换装。尤其是摩登女性以洋式装扮呈现出来的娇美身体,充满着欲望的诱惑意味,具有腐蚀革命者的危险。因此,她们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被凝视和被政治话语整治的对象。但是,在茅盾和丁玲的早期作品中,革命理性并未能完全收编身体欲望话语,这也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出现了观念裂隙,而裂隙恰恰是文学魅力散发的地方。只是这种裂隙很快被他们加以修补了,他们的写作越来越走向政治话语的表达。洋装的形象在反抗殖民侵略、解构殖民话语和统一思想的政治规约下变得愈加"负面化",终至消弭。

异质及边缘:“亭子间文人”的生存空间与身份形塑

“亭子间文人”最初由毛泽东提出,但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游移于泛化与单向化两端。“亭子间”的空间压迫映射于文人对“近端秩序”与“远端秩序”的感知,前者使其在与棚户区底层工人、上海普通市民的相处中呈现异质性面貌,因此距“大众文艺”亦远,后者在纵向形态上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学场中心的比照中显映“亭子间文人”的边缘性窘境。与此同时,“亭子间”的飞地特质,使得青年文人的聚居生态进一步被塑成,并加强了左联的力量。两代“亭子间文人”沿着文学生产机制的上升途径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但“亭子间文人”中产生的分化亦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

戴本孝1666～1668年的北游始末——兼论其《赠冒青若山水册》中的自我遗民形塑

安徽画家戴本孝在其父戴重抗清绝食而死之后,二十年尊父遗训隐居和州迢迢谷。从其《余生诗稿》可知,1666~1668年的北游是其生命的转折点。首先,戴本孝以45岁为界将其诗稿亲订为《前生集》和《余生集》,而1666年出发的北游即为"前生"之终点,"余生"之起点。其次,戴本孝的北游包含着投诗、赠画、怀古、写生等文化活动,而他在这些活动中无不将自身的遗民志向或明或暗地进行了表达,处处谨慎自律,细节处可见一个以孝为忠的遗民的家国情怀。但同时戴本孝也记录时事,表达出对康熙盛世都城繁盛的赞叹,感情显现出复杂性。由戴本孝诗文可知,《赠冒青若山水册》并非专为冒青若所画,而它的创作和传播过程集中体现出戴本孝此际的身份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