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关于“儒家”的身份想象研究

儒家文化在中国始终扮演着隐性在场的角色。与之相应,在物质条件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当代青年面临着如何重塑其文化人格的难题。在认真审视日常生活的平庸之后,部分青年选择“儒家”作为其身份想象。这种想象将儒家士大夫的“殉节”作为共情的基础,试图以此汲取其人格中的神圣力量。通过分析造成这一“文化奇观”的心理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此类青年的身份想象其实较多立足于诸如“自由”“平等”等文化价值的考量,而其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实际上已遭到隐性的转轨以贴合现代生活。是故,此类青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儒学的“复活”,反而呈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现代气质及其相关心理诉求。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当代青年在其心灵世界所发起的“逆向突围”。仅以青年而言,这既反映了部分自发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面相下所包含的复杂动因,亦反映了当代青年表达其精神诉求时的曲折性与隐蔽性。

伦理等级中的身份想象力——兼论中华神圣原型及其变异等级特征

中华文明有一神圣原型,它由天地、祖先、君师三大本源及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三大敬畏构成,并通过官僚体制转变为家国次序、社会行动价值取向及其心态的总体礼仪实践,支配、控制着其他非正统或淫祀的神圣关系。这种根源于神圣原型的"仪式等级"或"仪式政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学的等级性建构,其上层就会形成相应的官僚职位性、正统性神圣结构、而民间社会的不同崇拜者则只能是地域性、非正统性、家族性神圣结构,最后被"民间神圣者"与"国家神圣者"把自己与官僚分别开来。至于民间神圣原型同样也有天地、家祖、君师三大源头,只是等级式正统仪式促使民间神圣只能适应高等神圣,践行自我天地和家祖神圣,深藏一股反转张力而彼此对冲为一股身份想象力,如同钟摆,期待于天地君师神圣原型之际,有朝一日身获正统与神圣。

从延安时期广告宣传画看妇女身份想象

透过延安时期的广告宣传画,我们可以窥见关于妇女身份想象的时代信息:鼓励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既改革妇女不事农业生产的传统旧习,又支援了边区建设,提高了妇女的经济自立能力。在延安语境中,着装不是一个穿什么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身份的确立,是先进、次先进与待进步的区分。革命的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其"公家人"身份在教育妇女读书识字、劳动生产、生育生产中,都有其特定的形象定位;"公家人"对"屋里人"的启蒙教育,"屋里人"向"公家人"的成长看齐,其形象的背后潜含着意识形态的指涉意义。

闭合与解域:《秀拉》中身份想象的空间维度

文化身份通过空间划界的方式得以构建。在《秀拉》中,空间意象以原象和隐喻形式贯穿文本始终,成为小说人物的身份载体。小说表现了对空间闭合这一身份建构方式的摈弃,从而具有反身份叙事的解域特征。

论“专业化”时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

本文将从身份想象的视角出发,探讨在知识分子日趋"专业化"的今天,关于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是如何进行的。

“生命抒怀”与“身份想象”——论中国现代传记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传记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始于五四时期。此一时期的传记体小说在叙事上较少受制于现实的束缚,更多地倾向于诗意想象与生命抒怀,传主的"情绪性"通常遮蔽了传记的"历史感",凸显了对于现实生存的形而上的诗意化诉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传记体小说在文体特征上被赋予了别样的色彩,在社会历史的坐标系上以审美形式诠释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身份"书写,它不仅仅是自我发展的生命确证,而且更是价值观、世界观的有效性选择问题,意味着对特定时空里的承诺、责任和义务的担当,从而确立书写主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这种合乎某种"价值观"的身份想象图景便是30年代传记体小说的主要叙述修辞。

身份想象的现实书写:对农村修谱现象的探讨——以南方某山区农村为例

本文结合农村的社会变迁背景,把修谱现象看作是个人和集体对历史记忆及乡村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文化回应方式、一种身份实践。通过对湘南某山区农村修谱过程的个案观察,选取三个修谱理事会核心成员的参与、组织及编修活动展开具体分析,具体讨论分析了修谱这一宗族记忆实践的文化效应及其社会影响。围绕修谱而展开的整个仪式活动或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特殊的公共场域,在个体的身份想象与表达同乡村社会公共治理的问题上构建起了一座桥梁。

消费时代中间阶层的话语与身份想象

本文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中间阶层"在中国发展现状的描述,分析了"中间阶层"对自身话语和品味的想象性认同,以及媒体对"中间阶层话语"的积极意义和缺失。同时也注意到,中国的中间阶层目前只是少数人群,媒体对中间阶层话语的强化,对应的是对其他阶层如农民、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话语的弱化,这都是媒体和社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喧哗与骚动》中女性空间意识与身份想象

《喧哗与骚动》是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康普生家的三代女性康普生太太、凯蒂、小昆丁都缺乏正确的空间意识,她们或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陷入空间瘫痪和哀怨之中,沦为可悲的空间剥削者;或矛盾徘徊,在两种空间意识的夹缝中挣扎,选择妥协和流浪;或激烈抗争,舍弃传统空间,却泯灭在现代空间的迷雾中。空间意识的错位导致了她们身份的异化和缺失,是造成三人悲剧的深层原因。在现代社会中,只有使传统私密空间与现代开放空间保持平衡,消除空间划分的性别桎梏,才能避免康普生家女性的悲剧。

H5新闻下的隔空赋权和身份想象

近年来,H5作为能够承载文图、音频、动画的超文本技术,受到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其适配高、交互性强,使用户的身体感受愈加丰富,操作流程却大大简化,因此一些制作精良的H5新闻产品一经上线,便能立刻吸引百万流量。隔空赋权:时空维度的界限超越对于同一主题,如重要节日的报道,如果不添加新鲜元素,不能有效拓展其报道空间,那么很有可能陷入重复过去类似事件模版的窠臼,必然引发受众的审美疲劳。

身份想象与角色认同:妇女节电商营销的文化建构和话语策略研究

从“女人节”“女王节”再到“妇女节”,以天猫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历年来对于妇女节的指代话语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话语体现着不同权力主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博弈,电商平台在妇女节期间的营销话语变化则记录并反映出了商家对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下女性消费者的身份想象与角色期待,从这种话语变化中也可窥见女性消费者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有何种认同。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女性消费者的自我意识必将更加前进,那么以女性消费者为主体受众的广告营销,在话语建构上如何兼顾对女性消费者的尊重和广告商业价值的实现仍然需要广告创作者投入相应的注意力。

国族化、景观化、民族化——国产西藏电影叙事的身份想象

国产西藏电影叙事的身份想象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强调国族认同建构和国族身份生产的国族化叙事;第二种是突出和强调西藏自然、人文和日常生活的奇特性、浪漫性、神秘性的景观化叙事;第三种是在尊重和挖掘西藏语言、文化和生活经验的特殊性、异质性的基础上探索西藏民族主体性的民族化叙事。西藏电影从国族化到民族化的过程是张扬、凸显西藏民族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差异性的过程,是建构或者说重构西藏主体性的过程,其所引发的对民族认同疏离甚至解构国族认同的焦虑值得深思。

民生新闻:记者身份的自我想象与制度分析

民生新闻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民生新闻产生的制度环境,从记者对自我身份的想象入手,指出民生新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分析了民生新闻背后所反映出的制度问题,以及媒体对自身定位的问题。文章最后认为,民生新闻要实现从"老百姓"话语向"公民"话语的转变。

想象共同体与二语学习研究综述

本文简要概述了“想象共同体”的起源、发展和相关概念,分析其在关联度较高的二语学习研究文献中的一些实证性研究与应用。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对于二语学习的启发,全面把握学生的二语学习行为,从想象共同体的角度来观察学生的二语学习,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二语需求,运用到二语教学中,提高学生的二语学习。

历史中的身份想象——银都机构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银都机构,一向创作严肃认真的电影作品,导人向上向善。作为依托内地而在香港运营的电影公司,如何想象或是定位自身的身份问题,尤其当遭遇到封闭、对峙、断裂或是悬置的历史时空时,如何想象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本文在梳理银都机构发展历程的同时,着重探讨银都机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身份想象,研究银都机构的立场与姿态。

错位与想象: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郭敬明和他的《小时代》

郭敬明根据自己创作的同名系列小说而导演的电影《小时代》被视作“现象电影”的代表作。一方面备受指责,另一方面创下惊人的票房,观众和影片之间关系呈现出全新而复杂的面貌,传统的电影审美分析难以理清其中错综关系。本文将之纳入整体文化场域考察,结合郭敬明个人的身份建构,分析《小时代》电影观众的身份特点和认同方式,发现身份认同问题尤为突出,并以身份认同作为关键词,试图解释电影《小时代》中隐含身份的认同、错位和想象的复杂关系。

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前景的影响

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印关系70年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身份认知偏差对双边互动过程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印的身份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双方的国际地位和战略角色想象以及互动的成果预期方面,进一步讨论了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两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就中印关系的最优前景和次优前景做出了展望。

近代中国的“亡国奴”身份抗争与抗日动员

亡国奴"这一称谓上承甲午战争后清朝士人的"亡国灭种"想象,下接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及朝野各方的宣传动员,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加深而日益深入人心,在近代民族动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亡国则为奴"的观念形成和固化于各种相关文艺与历史叙事中。国人对"亡国奴"身份的焦虑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集体恐慌和耻辱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亡国奴"身份的抗争则在抗日民族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尘埃落定》中“傻子”的多重身份建构与叙事实验

《尘埃落定》是阿来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以"傻子"的视角展开叙述,其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傻子。"我"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作为奴隶主的同时又对土司制的必然灭亡了然于心。《尘埃落定》是对末代土司制度的书写,也是"我"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想象的过程。

贝娄小说创作中三重“二元对立”内在关系分析

贝娄小说创作在受"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制约的同时,也存在着对之的超越,而他所以能完成超越,既因为他自己整体文化观方面的把握,更由于他对"关系思维"的深刻领悟,这就使他在具体的创作活动既能从犹太人的"生存境遇"中汲取创作的源泉,更使他的创作具备了整体人类的关怀取向,这正是作为作家的伟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