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意识与张溥文学复古观念的多元形态

张溥一生曾经历八股选家、文社领袖、馆阁词臣、经史学者等多种身份变化。身份意识导致其文学复古观念在不同人生阶段有所侧重,呈现出多元形态。其中既有对八股文写作的“尊经”规范意识,也有对经史之学复兴的期待,还有对文章经世传统的延续,以及扩大辞章取法典范的用意。张溥对“文学复古”话题的多元理解和呈现,涉及万历以后“文柄”在中央馆阁与地方文社之间的互动、明末文人知识结构的调整与经学复古、“辞章”之学范式在明末的多元化等多种话题,同时折射出明末文学复古的复杂图景与多重面向。

身份元话语:身份意识表征的语用研究

以中文电视剧脚本为语料来源,从位置和功能维度探讨身份元话语的语用特征。结果发现:就位置而言,身份元话语多出现在语义单元的首端与中端;就功能而言,身份元话语均是在说话人话轮中作为一种辅助性话语结构,为特定的核心言语行为提供言据性支撑。这表明说话人对身份元话语的使用是一种有意识地通过调用身份关系这一显性语用资源,为其特定交际目的服务的语用行为。

论谢凌洁小说《双桅船》的族群记忆与身份意识的融合

桂籍海外华文作家谢凌洁的小说《双桅船》里书写了大量的族群记忆与文化融合的案例,并且对战争创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描绘。同时,小说中穿插了作家对故乡广西北海的历史记忆场景的叙述,最终使谢凌洁小说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性、包容性以及多样性的艺术特征。

两代华人伦理身份意识的转变及华人伦理身份观念的多元化——以《望岩》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为例

小说《望岩》(伍慧明,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莫娜在希望之乡》(任碧莲)分别讲述了华人“杰克”“莫娜”对伦理身份的探索、选择的环节。杰克身处于政府针对华人而开展的“坦白计划”时代下,通过伦理身份的位置错落、身份缺失以及身份确定的发展历程,最后选择成为一位“公民”;反观拥有“公民”身份的第二代华裔“莫娜”,对个人家庭与社会为其给予的“华裔”身份表示强烈的“不满”之情,主动选择个人伦理身份,对自由选择个人伦理身份的可能性进行追寻。基于两者伦理身份最终选择决定的差异,不但能够表现出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两个社会经济个体、群体的华人生活环境、伦理身份选择的区别,也能够表现出两代华人对自身伦理身份意识的变迁、华人伦理身份观念由以往“二元”演变至“多元”的变化趋势。加之作品《望岩》勇于直接面对历史、《莫娜在希望之乡》创作理念的新颖性,均为华裔文学创新提供动力支持。

国民教育、意识形态与身份意识建构——从香港国民教育开展受阻谈起

国民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形式。今天世界各国都给予了公民教育相当程度的重视,把它看作提高国民的国家认同,塑造国民的身份意识的重要途径。现当代哲学、社会学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很多方面说明了国民教育绝非刻意的"洗脑",而是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香港国民教育对于构建港人的国民身份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阻力,正确对策是检视香港国民教育开展工作中的失误,并思考国民教育开展的正确途径和策略。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

通过对南京市 383份有效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 ,探讨了在制度过渡时期 ,影响流动农民的自我身份意识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控制其他变量后 ,主要有三个变量发挥显著作用 :主观感知的收入在城市中的位置、感受到的城市社会歧视、家庭对其外出务工经商的支持 ,证实了阶层意识产生的动态模型的有效性。

公民身份意识测量初探:基于广州市的一项问卷调查

根据公民社会的内在精神价值和公民身份意识内涵设计公民身份意识的四个维度:共同体意识、法律意识、民主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市公民身份意识现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目前广州市公民身份意识的整体水平较高。其中,学历越高公民身份意识越强,但对共同体的认同则越低;男性的公民身份意识略高于女性,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年龄对公民身份意识的影响在四个维度下表现出了比较复杂的差异性。

美国黑人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

美国黑人文学揭示了黑人长期被迫面对的种族歧视和文化身份危机,也记载和推动了黑人文化身份意识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而文化身份意识的增强也促进了黑人文学的发展。从黑人文化身份意识的发展路程可以看到,通过保持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加强文化身份认同及建构是有效的途径。

参照群体下流动儿童的身份意识及成因

在回顾身份意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南京某民工学校的实地调查资料,力图勾勒在不同参照群体下流动儿童身份意识的可能架构,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流动儿童的身份意识是在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下建构而成的,外部因素包括制度衍生的群体差别、外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内部因素包括刻板印象的内化与强化以及提高自尊的动机驱使。

博士生“研究者”身份意识的缺失与重建

"研究者"的身份意识有利于博士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学术研究是博士生身份意识的原点,但目前我国博士生"研究者"身份意识的缺失,导致了博士生身份定位模糊、学术使命缺乏等问题出现。为此,应该大力倡导博士生以学术为志业,以此还原博士生的研究者身份,唤醒他们的研究意识。

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身份意识趋于模糊化;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与城里居民互动维度下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距离、制度重要性的感知,均对农民工身份意识发挥显著作用;客观经济地位以及代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布衣之文:清前期文坛身份意识的强化与文化权力的转移

在清顺治、康熙年间,文坛上已经出现极其鲜明的身份意识,无论是布衣处士还是缙绅公卿,都自觉而明确地以社会政治角色为标准,将当代古文家区分为“布衣”与“缙绅”两种身份类型,由此形成“布衣之文”与“缙绅之文”的分野。在清前期,“布衣之文”成果丰硕,足以与“缙绅之文”并驾齐驱,甚至凌驾其上,由此推动古文创作趋于鼎盛,文坛上呈现出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向。为古文注入超迈的精神气质和丰厚的道德修养,以“布衣”人格的内蕴与内化,提升“布文之文”的文化品格,这是清前期布衣之士在古文理论、批评与创作上的共同追求。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较量,到乾隆年间,布衣之士终于败下阵来,士大夫文人重新执掌文坛大权,评骘文品优劣,主导文风走向,布衣之文也渐渐失去原有的光彩。

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

本文把当前学界讨论的身份问题分为身份概念和身份意识两部分来论述。在对“身份”概念作语义辨析的基础上考察了它在我国人文学界的若干表达方式及其文化意义。身份问题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集团对自我、民族和世界关系探索过程的当代形式之一。

走出传统身份意识对现代德育所架设的樊篱

传统“礼制”文化赋予人们以依附性人伦的身份意识,作为潜规则运行于德育之中,使现代德育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学校科层制下演绎着人身依附关系,德育主体的道德人格难以挺立。要走出传统身份意识对现代德育所架设的樊篱,就应该推进教师专业建设并实现教师角色转变,发展德育模式的现代性,变革学校制度的德性。

关于君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理性思考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必须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该群体拥有身份的自明性;二是该群体必须获得话语的合法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的依附性,其身份意识的成熟是伴随古代专制体制的成熟而成熟,其话语的合法权需要君权体系给予的话语空间。因此,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有待于古代政治体制确立“与士共治”的管理理念和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管理模式。

美国黑人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困惑及取向——重读沃克的《日用家当》

《日用家当》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自从1973年作品面世以来，《日用家当》的主题一直成为中外学界探讨的焦点，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着小说中母女三人对待美国黑人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分歧而展开的。结合众多相关述评重新研读原作，笔者始终觉得有两点疑惑难以化解：一是沃克在作品中为何不惜笔墨对大女儿迪伊和她的黑人穆斯林男朋友奇异的穿着打扮，尤其是他们的时髦发型大加描写；二是作品中着墨不多的小女儿麦姬是否真的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身份、创伤和困境意识:《金锁记》译写再探

在文学翻译史上,张爱玲的文学自译是一个特殊现象,特别是从1943年到1971年,张爱玲在中英文之间往复自译和改写其成名小说《金锁记》。在作者和译者兼于一身的文学自译中,张爱玲通过语际转换和他语叙事,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实现了自我身份、心理创伤和困境意识的表达,从而将《金锁记》这样一个具有特定意义、关注个人的家族叙事扩延成了一部具有普遍意义、思考人类命运的作品。对其特殊案例的挖掘,不仅可以拓宽对文学自译的理解,也有助于为张爱玲研究提供更多元的视角。

欧阳修的“庐陵身份”意识

欧阳修一生行文写作,其籍贯题署却比较特别。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认同"庐陵身份",而是选择了"渤海"。欧阳修在景三年第一次题署"庐陵欧阳修",并在以后的日子,特别是庆历、嘉年间,不断强化着这种"庐陵身份"意识。从深层来看,这显示出了宋代士大夫强烈的自立意识和担当意识。欧阳修的"庐陵身份"不断被后世强化,同时也影响着后来吉州籍士子的身份意识。

公民身份意识释论

公民意识的核心源于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公民的认识。缺乏对公民身份的认识 ,就不会产生相应的公民意识 ;模糊了公民身份与其他身份 ,就会迷失公民意识。一个国家的国民只有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 ,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只有国民普遍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 ,成熟的有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才能建立。

叙事转向·空间想象·身份意识——新世纪以来韩国谍战片的美学指向

新世纪以来,韩国谍战片在叙事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其本质上是后冷战格局下叙事思维的镜像转化。其谍战片在空间想象上走出了“三八线”一侧的臆想,叙事情境拓展为对朝鲜与韩国的现实观照,叙事动力由反特的防御战升级为寻求半岛和平途径的主动姿态。其空间形态变化喻示了朝鲜半岛局势晴雨表的指针摆荡,对空间的想象提供了朝鲜和韩国对话的可能性,也将朝鲜由危险的“他者”重新纳入“我们”的范畴。间谍被置于叙事空间的前景,其身份意识经由国家/政治书写向民族/个人意识转变,获得了自反性的情感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