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女性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工作—家庭界面积极方面入手,以587名女性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以工作—家庭增益为中介变量,以工作身份显著性为调节变量,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女性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女性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2)工作—家庭增益的两个方向:工作家庭增益(WFE)与家庭工作增益(FWE)均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女性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工作身份显著性正向调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女性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工作身份显著性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家庭工作增益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但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没有起到调节作用。(4)工作身份显著性显著正向调节家庭工作增益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女性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家和业兴: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时代下,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使得员工表现出高离职倾向,并对组织建设带来消极影响,如何有效管理员工的工作职责和家庭责任并减少其离职成为了组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和身份理论,以353名企业员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纳入工作繁荣和家庭繁荣探讨其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传导机制,并解释了工作身份显著性和家庭身份显著性所起的边界作用。分析结果表明:FSSB负向影响离职倾向,工作繁荣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家庭繁荣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家庭繁荣、工作繁荣在FSSB与离职倾向之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家庭身份显著性正向调节了FSSB与家庭繁荣之间的关系,但工作身份显著性对FSSB与工作繁荣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该理论的构建为企业留住员工、减少离职率提供有益启示。

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

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蔑视体验以及为此而追求承认的现象。在目前学术界关于承认问题的研究中,承认的内容究竟为何以及反抗蔑视的应对策略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仍未得到充分澄清。国家间的承认内容主要是国家所具有的身份,包括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这些身份如果遭到蔑视,被蔑视的行为体可能采取四种应对策略:积极抗争、消极合作、身份调整与无视。被蔑视的行为体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主要取决于被蔑视的身份类型。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国家的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遭到蔑视,导致其采取的抗争策略的强度会逐渐降低。美国与中亚国家互动过程中的蔑视与反抗现象验证了这种观点。明确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这有助于澄清承认斗争的内容、纠正承认斗争一定会采取武装冲突等冲突策略以及承认斗争首先受到实力分配的影响等成见,从而为针对国际关系中的承认斗争开展经验研究提供一定启示。就现实意义而言,它提醒国家在国际关系互动中须给予其他国家的身份以明确的尊重,这是缓解国际关系中承认斗争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