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华人伦理身份意识的转变及华人伦理身份观念的多元化——以《望岩》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为例

小说《望岩》(伍慧明,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莫娜在希望之乡》(任碧莲)分别讲述了华人“杰克”“莫娜”对伦理身份的探索、选择的环节。杰克身处于政府针对华人而开展的“坦白计划”时代下,通过伦理身份的位置错落、身份缺失以及身份确定的发展历程,最后选择成为一位“公民”;反观拥有“公民”身份的第二代华裔“莫娜”,对个人家庭与社会为其给予的“华裔”身份表示强烈的“不满”之情,主动选择个人伦理身份,对自由选择个人伦理身份的可能性进行追寻。基于两者伦理身份最终选择决定的差异,不但能够表现出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两个社会经济个体、群体的华人生活环境、伦理身份选择的区别,也能够表现出两代华人对自身伦理身份意识的变迁、华人伦理身份观念由以往“二元”演变至“多元”的变化趋势。加之作品《望岩》勇于直接面对历史、《莫娜在希望之乡》创作理念的新颖性,均为华裔文学创新提供动力支持。

论国有商业银行主体身份观念的转变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及其员工必须转变其原有的身份观念,这具体表现为作为现代企业及其员工所应有服务观念、竞争观念和风险观念的确立。

对抗焦虑:词人身份观念的自觉与演进

词人身份观念的自觉与演进隐含着词作者对抗作为“大他者”的儒学价值所带来的焦虑的过程。“词人”在词出现之前,多指长于文辞的人或辞赋的作者,常被儒家价值体系排斥在外。词作者在南宋获得身份自觉,便挪用了“词人”作为专门称呼,形成“词人—文人”身份模式。这与南宋身份较低的专业文人没有沉重的儒学思想包袱密切相关。北宋时词的内容多被认为与作者真实情感无关,被排除在“言志”的儒家诗学传统之外。直到明代,“词如其人”成为不言自明的观念,作者与作品的同一关系被建立起来,词成为可以表露“志”的文体,这是进入儒学文体谱系、消弭身份焦虑的前提。随着清代学术风气转向实证,作为经生的学者参与到词的创作中,常州词派以学术思维从事词的创作和研究,形成了“学人之词”,进而形成“词人—学者”的身份观念。至此,词人身份彻底结束了与儒学价值偏离所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身份观念也促成了传统词学的形成,进而影响到现代词学的发展。

身份观念的转换与现代国家建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理论解读

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政治观念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跨语境传播,不仅体现为新的学理知识的输入,还体现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展开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区分阶级、发动"阶级斗争"等方式开展革命。这一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中具有极强行动色彩的"阶级"概念也从理论走向现实,促成了一种以"阶级"为核心的新型身份观念的产生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建构方略的形成。

两宋之际南迁士人家族地域身份观念的转变--以新见吕祖谦家族墓志为中心

两宋之际,南迁士人客死异乡,藁葬现象普遍。绍兴和议后,吕氏家族与众多南迁士人家族一样,由辗转走向定居,进而营建新的家族墓地,原藁葬改卜成为祖佻,地域身份逐渐转变。定居后的南迁士人努力重构新的地域身份,经营地域关系,融入新居住地社会。墓志中记载的旧贯及对中原祖茔的追溯则成为家族共同的记忆。随着岁月的变迁、子孙的繁衍,至南宋中后期,墓志中残存的家族记忆在南渡后的吕氏家族第三代及其以后家族成员的墓志中逐渐淡化乃至消失,“旧贯”则成为家族成员仅存的记忆,而“藁葬”变“祖茔”,“异乡”成“故里”。

交汇时空下的多维身份意识——论现代旅外游记中的博物馆书写

博物馆是现代中国文人的旅外游记中一个极为常见且意味丰富的存在。博物馆自身存在着民族国家等级对照和中性技术知识展示的两副面孔,而现代文人主体基于不同的处境遭遇,又总是选择从不同视角看待异域博物馆。两相作用之下,便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域外博物馆形象。这些面貌各异的异域博物馆,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文人的民族国家身份观念,表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帝国身份维护、民族怨愤抒发以及自我主体反思等多维身份意识。

户籍制度改革:拓展平等自由的空间

2003年,我国一些地方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频推新举,许多公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应有的基本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法律素质的提高,看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听到我国民主法治前进的铿锵足音。本刊记者与出席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部分代表一起,共同梳理了一桩桩令人难忘的维权举动,探析了一个个民主的"细节",为的是继续弘扬法治精神,引起更多的人来共同关注民生、维护民权,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好地得到保障和实现。

才性与事功:中古“文士”观念的确立

汉魏时期,文士从先秦的"士"中逐渐分化出来。特别是东汉明帝、章帝,设立兰台令史和东观校书、著作二部,培育了文士阶层的成长,从班固、王充到曹丕,文士身份意识逐渐自觉,文士观念逐步明确。随着文士阶层的发展壮大,编撰文集和为文士立传,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盛事,进一步确立了"文士"的身份观念,提高了"文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其时的文士论从内在才性和外在事功两方面展开,构成了文论中"作家论"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士观念虽然确立,但文士与社会政治结构继续保持紧密的内在联系,诗文没有摆脱实用功能,这是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