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绘画风格与画家类型关系再思——以明末清初的“渴笔勾勒”与遗民身份为例

本文从学术界对明末清初的"渴笔勾勒"与遗民身份的讨论入手,通过文献勾沉和风格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并以此为例,对近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外向观"方法的过度使用进行了反思。

“谁向虞渊挽夕晖”:汪兆镛的遗民身份及其自我建构

辛亥革命初期,身世之感构成汪兆镛诗词的主题。1918年《元广东遗民录》的完成标志着他的遗民身份完成了自我确认;在对遗民身份自我强化的背后,具备合理的内在逻辑。由于与时代前进节奏的碰撞与错位,遗民身份给汪兆镛带来合理行为指向的同时,也因时间紧张感使他在晚年涉入道、禅,以缓解内心的焦虑;但他在后半生,仍是一位执守道统的传统儒者。

元遗民王逢身份考

王逢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前朝遗民。他在时事巨变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但他仍念念不忘故国,体恤生民疾苦。王逢通过他的诗作,情真语实地记录了诗人强烈的忠君思想和坚定的气节,从多方面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身在田园、心系故国、不仕新朝、怜惜生民的元代遗民形象。

李陈玉的遗民情结与骚愁表达

文化的脉搏连着民族的心脏,明代遗民的楚辞文化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持正义、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明亡之后,作为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李陈玉怀着对故国的留恋和思念,曾有过激烈的武力反抗,也有过遁迹山林的隐居生活,还有过借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注《骚》经历,是一位典型的遗民《楚辞》学者。李氏的遗民身份,李氏的资质禀赋,以及他在前明王朝的政绩、理政观念和青云路断的仕履经历,尤其是甲申之变带给他山崩地裂的刺激,使得他先是选择了暴力反抗,又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终而选择了笺注《楚词》进行遗民的骚愁表达。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李俊民当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十四日。25岁时中进士,走上仕途,先后任下邳守、沁水令、彰国军节度判官等职。一般认为其归隐是因金末时事动荡,其实主要是仕宦十余载,沉沦下僚,李氏遂厌倦而归隐。而后39至59岁,李氏在颠沛流徙中生活,先后在福昌、伊阳等地避难,甚至一度流徙到南宋之襄阳,其多首写襄阳生活和风物的诗可为明证。元太宗七年(1235),沦为遗民的李氏应泽州守段直之邀,返乡泽州,一直到85岁辞世。晚年的李氏主要生活内容是为金源遗民,存文保道,故面对蒙元朝廷的延请,其态度是可为其筹略谋划,甚至支持重视儒家文化的忽必烈称帝,但他始终坚持隐逸之志,绝不做新朝之官。

戴本孝1666～1668年的北游始末——兼论其《赠冒青若山水册》中的自我遗民形塑

安徽画家戴本孝在其父戴重抗清绝食而死之后,二十年尊父遗训隐居和州迢迢谷。从其《余生诗稿》可知,1666~1668年的北游是其生命的转折点。首先,戴本孝以45岁为界将其诗稿亲订为《前生集》和《余生集》,而1666年出发的北游即为"前生"之终点,"余生"之起点。其次,戴本孝的北游包含着投诗、赠画、怀古、写生等文化活动,而他在这些活动中无不将自身的遗民志向或明或暗地进行了表达,处处谨慎自律,细节处可见一个以孝为忠的遗民的家国情怀。但同时戴本孝也记录时事,表达出对康熙盛世都城繁盛的赞叹,感情显现出复杂性。由戴本孝诗文可知,《赠冒青若山水册》并非专为冒青若所画,而它的创作和传播过程集中体现出戴本孝此际的身份焦虑。

论屈大均的咏梅诗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他的咏梅诗体式多样,表达了对明王朝丧亡的哀伤悲痛,坚持抗清的意志决心,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歌颂。创作特色上,体现为多所寄托,善遗形写神。其钟爱酷情梅花的原因,与他的遗民身份息息相关。

刘邦起义疑云研究综述

由于《史记》对平民刘邦的活动记述极少，故而对其反秦活动的起始时间、如何走上公开举义道路、刘邦起义与其近半个世纪的平民经历有什么关系等诸多问题，一直留有许多迷惑，使后世对布衣刘邦及其起义存有太多误解和错觉。文章将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刘邦起义研究的若干问题作一综述。

最分明处最模糊——关于戴本孝

一旦谈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家,比如八大山人、弘仁、石涛等,遗民身份与逸民气节等,是绕不过的话题。明亡后,那些绝意不仕的艺术家的人生经历,比如八大山人、戴本孝等人,更是会被人大书特书。而且,这样的写作桥段,几乎出现在了我读到的每一本相关艺术史的研究著述里。写作者们如此趋之若鹜,自然有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