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理论视域下中国古代女乐舞蹈的身体隐喻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在以父系社会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女乐舞蹈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倾向。但舞蹈本质不是简单去迎合规训权力的审美喜好,而是需要通过自身的意识觉醒,去创造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艺术作品。本文主要探讨“规训”对中国女乐舞蹈发展的影响,试图通过对中国女乐舞蹈发展状况的初步探究,探寻舞蹈身体意识和审美的主体性“言说”。

儿童身体隐喻理解能力的发展:语境的作用

采用自制隐喻理解量表,以某县城小学2、4、6年级共168名学生为被试,考察儿童在有和无语境中身体隐喻和非身体隐喻的理解成绩。实验结果表明:(1)随着年龄增长,在语境下儿童的隐喻理解能力越来越强;(2)2年级儿童的隐喻理解极不稳定,语境对隐喻理解的作用小且具有不确定性;(3)4年级儿童无语境的身体隐喻理解水平最低,有语境的非身体隐喻理解水平最高;(4)6年级儿童有较高的隐喻理解水平,能比较准确理解有语境的非身体隐喻,语境作用明显。

儿童身体隐喻理解发展特征

研究了小学儿童身体隐喻理解发展特征.采用自制隐喻理解成绩量表,以某县城小学二、四、六年级共168名学生为被试,考察儿童身体隐喻和非身体隐喻解释成绩.结果表明,小学儿童非身体隐喻的理解成绩优于身体隐喻的理解成绩,对源域不熟悉的隐喻的理解水平高于对源域较为熟悉的隐喻的理解水平;儿童中年级开始理解隐喻,中年级隐喻理解受是否熟悉源域具体特征的影响最大;随着年龄增长,儿童非身体隐喻和身体隐喻的理解不断发展但发展的速度不一样.

身体隐喻:构词理据、功能变换、冗赘与错位

人们常常利用自己最熟悉的身体器官和部位构成身体隐喻概念,来认知、体验和感受其他领域的隐喻概念.本文主要论述与身体隐喻有关的构词理据、功能变换、冗赘和错位等四个问题.

体验与阐释——论近期中国电影的身体隐喻

身体隐喻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近期中国电影制作中广为运用,使影片的叙事变得生动而复杂。主旋律影片通过身体的伤痛营造悲情来凝聚影片的情绪感召力,强化观众对其道德伦理言说的认同;商业片通过性与暴力的震惊式身体展示,迎合观众对欲望影像的消费需求;文艺片则通过身体的异化来传达现代性时空压缩中的颓废体验。对身体隐喻的诠释成为解读影片的关键。

跨文化交际语用中的身体隐喻词汇联想

隐喻在中西语言文化中都属于修辞学的一个范畴,国内很少有人从语用学词汇联想的角度研究这一现象。通过跨文化研究语用学中对身体隐语及委婉语的词汇联想展开这一研究,达到进一步提高英语语言运用水平的目的。

体验假设与身体隐喻——隐喻体验假设存在的问题

运用大量以日常语言、传媒话语、科技话语的身体隐喻为语料,采取实证研究方法,论证隐喻体验性假设存在的问题,指出概念隐喻并不一定都以身体经验为基础,并非所有涉及身体的事情都一定是直接经验,并非一切经验都可以体验。文章认为,隐喻体验性假设的问题根源在于对体验、身体这类概念界定不清所致,建议在认知语言学范围慎用这类概念。

郭店楚简《语丛》《太一生水》的“身体隐喻”

在郭店楚简《语丛》《太一生水》文本中,存在着三种身体隐喻模式,其一为己身隐喻,以肉身为概念产生的理据;其二为阴阳耦合隐喻,以身体-两性关系为隐喻逻辑,形成概念对子;第三为孳乳隐喻,由元概念孳乳产生子概念,并进一步衍生出家族概念体系。其中阴阳耦合隐喻与孳乳隐喻常常互相包含、交替进行。这三种身体隐喻模式,是中国哲学概念产生与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古代训诂学术传统的根本特征。

试论“怒”范畴中的身体隐喻

文章从修辞的角度找出“怒”范畴词列,分析“怒”范畴词列的身体隐喻机制:日常经验形成“怒”的意象图式,进而投射具体域结构,通过隐喻形成抽象概念。“怒”的意象图式和身体隐喻的本质,成为“怒”范畴的认知纵向和横向上的最佳点。“怒”的意义来源于对事物的认识及对其范畴化的能力。通过对身体隐喻构筑“怒”范畴词列的描写,进一步探讨了隐喻的认知功能。

从体验哲学角度解析身体隐喻的构词理据

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也就是人们通过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感知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来描述语言。同时人们对于隐喻的研究也从传统的修辞学向认知学转化,把隐喻纳入了思想和认知的研究轨道。身体隐喻作为隐喻的一种形式,其构词理据是把人体器官隐喻化,通过基本词、修饰词、叠音词、同义、互反、习语等六种方式达到表达形象生动的效果,这是体验哲学运用到语言学的成功范例。

身体隐喻与五四儿童文学的话语实践

在"身体道德化"向"身体国家化"转向的五四中国,儿童文学的"新人想象"实践契合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主题。儿童形象与中国形象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如下两组隐喻系统完成:一是根性的儿童隐喻"疾病中国",二是失语的儿童隐喻"无声中国"。在破旧立新的话语逻辑中,五四知识分子开启了民族新生与未来中国建构的话语实践。

苦难与救赎——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身体隐喻

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女性传奇,也是一部女性身体的受难史,被强暴被侮辱的女性身体隐喻着民族的苦难和屈辱。严歌苓设置了一个基本的二元结构,那就是苦难背后的救赎,十三位秦淮妓女自愿替代十三位女学生,以身体的献祭完成了一次赴汤蹈火式的壮烈,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金陵十三钗》赋予妓女身体救国的神话隐喻,表现出比较陈旧的女性身体观。在进行女性身体叙事时,如何不再把女性身体作为一个工具和道具,这不仅是严歌苓也是所有女作家都要思考的问题。

哲学中的身体隐喻追踪——西方隐喻理论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启示

针对受西方形而上学影响所导致的用抽象概念和思辨方式做中国哲学的倾向,倡导一种追踪概念中身体隐喻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具体包含如何可能、如何操作以及优势何在三个方面。通过考察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与隐喻关系的反思,可以破除传统认为哲学必须使用抽象概念进行思辨的偏见。通过引介莱考夫等人的"概念隐喻"理论,可以从"概念化"的角度说明概念的意义从根本上都是由身体感官活动塑造的,这也意味着通过身体隐喻来回溯概念意义之生成并进而理解哲学是合法的。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三种回溯哲学中身体经验的方法:当下体验、词源回溯、结构性回溯。这些方法会给中国哲学的研究在自我理解、中西比较与当代发展方面带来一定的优势。

身体隐喻视角下的体验设计策略研究

为得到基于身体隐喻的体验设计策略,深化设计师对体验设计的理解。分析了知觉现象学、身体隐喻等关键理论与方法,阐述了杜威“一个体验”的局限性,探讨了从身体维度探讨体验空间的必要性。得到基于外体验与内体验的体验设计策略。该策略突破了传统的时间模型局限,为人们理解体验内部存在的遮蔽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从主体到因素的医患关系研究及身体隐喻

医患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现代社会关系的问题及趋势影响着现代医患关系的构建。通过梳理中西方医患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医患关系研究从借鉴西方社会医学“主体研究模式”转向更为广阔、复杂的中国式“因素研究”。认识中国现代医患矛盾发生的根本问题,既要从中国独特历史、制度政策、关系文化、社会信任以及时空因素、利益诉求、认知能力等宏观微观因素中找出原因,还应在预测、回应未来医学技术化、媒介化、商业化和法制化趋势中,捕捉医患矛盾现象与“身体隐喻”之间的内生关系。要在历史、现实和“涉身”趋势中缓解医患矛盾,首先,用政策手段让医疗资源下沉,并引导媒体舆论;其次,医方转变医疗思维,患方提升就医认知水平;最后,在打造智能就医新场景同时,以法治规范医患行为,以伦理温暖医患关系。

从身体隐喻看语言中的“体验哲学”

体验哲学认为语言具有体验性,强调意义不是来自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对应,而是来源于人类的身体经验和社会经验。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通过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身体隐喻的体验和认知理据,可以发现语言是客观现实、身体经验、人类认知和生理基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才具有较大的理解力和说服力。

隐喻的文化解读——以英汉身体隐喻为例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梳理了文化在概念隐喻中的历时演变,明确了文化在概念隐喻的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了概念隐喻与文化的关系,即在过滤了那些符合特定文化前提的元素的同时,渗透了与其他文化和社会体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元素。其次,从隐喻研究中两个概念域——知觉和身体部位两方面来说明文化筛选的重要性,并深入分析英汉身体隐喻的异同性,揭示了文化与身体隐喻之间的内在联系。

身心之喻——《老子指归》身体隐喻中的思想

《指归》的身体观思想很重要的体现之一即是用身体的基本架构"心-身"来比拟政治构成的两个重要元素――君与民。以心喻君、以身喻民表达了严遵对于君民关系以及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解。引入了身体隐喻的表达方式,严遵对于君民关系的论述显得更为明晰。关于君民关系,一方面君民之间既是互为一体,相互感应,另一方面"民又不谕君之所为",这其中的矛盾又得以通过身与心的关系来解决。

奥斯汀·克拉克作品中的身体隐喻研究

"身体性"是加拿大黑人作家奥斯汀·克拉克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以《锃亮的锄头》为研究对象,从小说题目、故事背景、叙事结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方面挖掘出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身体隐喻,并从认知隐喻映射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总结出克拉克小说身体性叙事的特点,揭示了作家的后身体哲学意识和女权主义意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对当下深邃博大的人文主义关照。

我·血荐·轩辕——鲁迅文学中身体隐喻的建构与改写

鲁迅运用中国传统的“国家身体”隐喻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资源,建构起个体与民族国家间的身体隐喻关系。《自题小像》中“血荐轩辕”的象征性牺牲行为实现了二者最初的结合,《摩罗诗力说》加入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资源,描绘与民族身体合二为一的理想个体身体。《药》对“血荐轩辕”进行了重演和改写,否定了牺牲的意义,《复仇(其二)》则通过对《马可福音》和密茨凯维奇《先人祭》中两个版本的神子受难牺牲故事的翻用,描写个体身体与民族身体间的撕裂。贯穿四个文本的个体与民族国家身体隐喻关系的变化,反映出鲁迅在参与建构个体与民族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又对其深表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