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成就最著。其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军功爵制的价值、历史地位和作用等。

吕后二年赐田宅制度试探——《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二

《二年律令》第一次发现汉代赐田宅的具体数字。吕后二年的赐田宅 ,是按不同等级进行分配 ,爵位最高的彻侯可食邑、受 1 0 5宅 ,没爵位的庶民只受田 1顷、1宅。这种受田宅制度 ,实际就是名田制。《二年律令》中的赐田宅制度 ,与秦商鞅变法 ,汉五年及汉武帝时的军功赐田宅制相比较 ,他们之间既有联系 ,又有明显的不同。说明《二年律令》中的赐田宅制度并非西汉的通制 ,而是吕后当政时为适应其政治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政策。这一政策培植一大批军功地主 ,形成汉初军功地主掌权的局面。

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 ,在军功爵制中有官爵、民爵之分 ,实际上所谓“民爵八级”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二年律令》有关军功爵制的律文记述 ,在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 ,与刘劭《爵制》中所提到的四个等级基本吻合。军功爵制中四大等级的披露 ,使军功爵制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 ,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 ,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 ,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 ,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 ,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 ,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 ,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 。

从《二年律令》看与军功爵制有关的三个问题——《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三

历史文献及此前公布的秦汉简牍,对官级与爵级的对比,军功爵制下的妇女地位,军功爵制如何继承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二年律令》补上了这几项空白。《二年律令》保存了二十级爵与官级逐级对比关系,有在军功爵制下"女子比其夫爵"的法律条文,有各级军功爵拥有者关于其嫡长子、嫡子和庶出众子对爵位继承的各种不同的继承规定。从以上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在吕后时期,军功爵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实际价值,军功爵制在社会上还很受尊重。

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看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本文讨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秦人偏居西陲,缺乏宗法伦理观念,濡染戎狄民族强悍、尚勇、好利的性格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商鞅变法推行军功爵制,将法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与功利主义的文化精髓升华为具有实践意义的奖励机制。军功爵既是一种社会荣誉,又能够获得赐田宅、赐邑、役庶子与减免刑罚等封建特权。国家以军功爵为杠杆,通过对爵位的予夺,构建以爵禄为里,军功为表的等级秩序,促进了秦人社会政治生活和军事制度的巨大变革。

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

一般史书都说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其实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一、一级以下还有三级;二、二级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六级;三、有爵者有乞庶子的权利;四、不受限制的逐级晋升爵位和受赐田宅;五、低级爵位有树墓权。以上五点显示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比较重视低级爵位的利益,高爵与低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低爵也享有很多权利,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高爵与低爵之间是不可逾越的,低爵仅成为荣誉头衔,权利大大缩小。

朱绍侯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在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把军功爵制度放在一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把军功爵制的演变与社会、阶级的变化和变动联系起来,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军功爵制变化的原因,而且有力地解说了其发展的规律。在研究方法上,先生把归纳法与二重证据法有机结合起来,尽可能全面、无遗漏地收集有关文献材料,并特别重视秦汉简牍材料,使得出的结论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培育

战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法制的激励和规约是强化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春秋时期,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军功爵制体现了富国强兵的立法价值取向,有效聚合了秦国的尚武风尚,并通过厚赏严罚的制度设计,促使秦国尚武民风转化为战斗精神;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又以政府公信力为基础,确保法律实施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楚汉之际刘邦施行军功爵制二元化

刘邦起兵反秦时使用楚爵,后为汉王入汉中,改用秦爵,但由于当时处于楚汉战争时期,情况复杂,完全改变军功爵制又是旷日持久的,所以不能彻底使用秦爵,楚爵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造成楚汉战争时期刘邦集团秦爵与楚爵并行的局面。

春秋至秦统一后“五大夫”在军功爵中的历史定位(上)

"五大夫"爵,于两汉时期,一直是吏六石及高爵(官爵)的分界点。但春秋时期"五大夫"便已被授予,传世文献中,至少可见魏、秦、赵等三国。"五大夫"既是爵名,也是官名。当时能够领兵作战的将领,多必须拥有"五大夫"爵,因"五大夫"是赏给对国家有极大功劳之人。商鞅变法中,得爵"五大夫"者,除了可享有《商君书》所规范的一切高爵权益,还能免除徭役,食邑最多也可高达六百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五大夫"的政治权益虽多和统一前重迭,但秦时的领土,已是由偏处西陲而扩张至全国,史料及新近出土的简牍中,虽未见秦统一后,又增多了哪些权益,但至少在食邑上,恐将随其地域的扩展程度,而得到更高的受益。此外,秦始皇二十八年(219BC),除了授为其遮风避雨的大树为"五大夫",还将陪同其出游及参与议政的大臣,从战国时期的十级门坎,下降至第九等"五大夫"。秦始皇用皇权高举了"五大夫"的尊宠形象,使"五大夫"因此而奠定了更崇高的政治地位,此举或已深植人心,故至汉初惠帝即位,便将"五大夫"规范为官爵的起点。

试论名田制与军功爵制的关系

我写过《名田浅释》,对名田制的产生及演变作过粗浅的论述。我还写过《军功爵制试探》,对军功爵制的发展、变化也作过简略的探讨。但是,对于名田制与军功爵制的关系,并没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实际名田制与军功爵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井田制是西周五等爵制的经济基础的话,那末名田制就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名田制和军功爵制是在井田制、五等爵制破坏的基础上,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两者又是同时遭到破坏的。

从三组汉简看军功爵制的演变

军功爵制本是秦汉时期一项重要的军政制度,但由于古文献记载简略,使后人已难窥其本来面目,然而因为秦简、汉简的发现,使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得以深入下去,并已搞清军功爵制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一般情况,甚至对军功爵制的某些细节也基本理清。如对军功爵制的颁赐程序问题,《史记》、《汉书》、《后汉书》、《汉旧仪》均已失载,而秦简、汉简却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套“劳、论、赐”的颁赐程序。所谓“劳”指的是赐爵对象所建立的功劳,这是赐爵的前提;所谓“论”,就是根据赐爵对象所建立的功劳进行评议,在“论”

评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研究》

“新史学的要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我们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不大可能是短期内就会做得很好的。但是,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努力钻研历史业务,发挥集体力量,树立好的学风,经过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一点——三十年吧,总会有所收获,做出成绩来的。……”这是1950年白寿彝先生一次讲话中的一段话。他当时说话的语调很亲切又很坚定,给人一种既实事求是又充满信心的感觉。那时。

春秋至秦统一后“五大夫”在军功爵中的历史定位(下)

"五大夫"爵,于两汉时期,一直是吏六百石及高爵(官爵)的分界点。但春秋时期"五大夫"便已被授予,传世文献中,至少可见魏、秦、赵等三国。"五大夫"既是爵名,也是官名。当时能够领兵作战的将领,多必须拥有"五大夫"爵,因"五大夫"是赏给对国家有极大功劳之人。商鞅变法中,得爵"五大夫"者,除了可享有《商君书》所规范的一切高爵权益,还能免除徭役,食邑最多者可高达六百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五大夫"的政治权益虽多和统一前重迭,但秦时的领土,已是由偏处西陲而扩张至全国,史料及新近出土的简牍中,虽未见秦统一后,又增多了哪些权益,但至少在食邑上,恐将随其地域的扩展程度,而得到更高的受益。此外,秦始皇二十八年(219BC),除了授为其遮风避雨的大树为"五大夫",还将陪同其出游及参与议政的大臣,从战国时期的十级门坎,下降至第九等"五大夫"。秦始皇用皇权高举了"五大夫"的尊宠形象,使"五大夫"因此而奠定了更崇高的政治地位,此举或已深植人心,故至汉初惠帝即位,便将"五大夫"规范为官爵的起点。

从价值观看秦人的军功爵制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秦人功利主义、崇多尚大、重法等价值观念影响下,军功爵制得到极大地推崇。秦国通过军功爵的赏赐机制,加快了统一六国的步伐。

岳麓秦简所见秦代“冗爵”制度考论

《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中出现的“冗爵”是指秦官府征发冗者时约定冗作期限,冗日期满后授予的爵位。“冗爵”制度较早创设于统一战争中的秦王政时期,秦朝建立后一直沿用。秦代的“冗爵”与军功爵存在同样的效力,除授予方式不同外,其与军功爵并无差别,“冗爵”与军功爵的授予与管理,应属同一系统。秦代“冗爵”的授予以冗日期满为限,冗者若在冗日期限内犯罪,应视犯罪轻重程度,以及冗者身份是否转变成为刑徒来确定期满后是否授爵。岳麓秦简所见“冗爵”制度应是秦为新地或它郡募集人手而出台的特殊举措,其与传世文献中秦募民、迁民或入粟拜爵等特殊授爵政策的出台或具相似性。

浅谈军功爵制的激励作用

军功爵制是我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重要的军事政治制度。在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变革时期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分散,很难全面了解军功爵制,更很难明白军功爵制的价值。现在,经朱绍侯先生,高敏先生等专家的研究,军功爵制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最近看了很多关于军功爵制的文章,这里只是我简单的对军功爵制的理解。

皇帝动动嘴就可以无穷发放秦汉的军功爵制是怎样贬值的?

在古代,官和爵本来是两件事。这种区分现代人倒也不难理解:秦汉时代,官比较类似职务,爵则是职称。做什么官,主要意味着你负责哪方面的工作;拥有什么爵位,则决定你的待遇。

竹简秦汉律中的“以爵减、免、赎”非儒家“议爵”

竹简秦汉律有大量的有爵者可以享受法律特权的法令,极大地冲击了我们以往对秦汉律的认识。许多学者认为竹简秦汉律中"以爵减、免、赎"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产物,称之为"议爵",并认为这表明竹简秦汉律中已经具有"八议"的雏形,甚至对法律儒家化理论提出否定与质疑。军功爵者享有的法律特权与儒家的"议爵"有着很大的不同,是法家法律特权思想的直接体现和具体实践。虽然竹简秦汉律中"以爵减、免、赎"和唐律中的"议爵"都主张有爵者享有法律特权,实行同罪异罚,但是这两种法律特权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从竹简秦汉律中"以爵减、免、赎"到唐律中的"议爵",其中经历了一个爵的法律特权的儒家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