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战时军法考述

战时军法,是宋代军法体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其内容涉及行军与作战的方方面面,十分丰富、具体。在《武经总要》中,保存着现在所能看到的一部最为完备的宋代战时军法——"罚条"。除此之外,根据军政形势,宋代政府不仅重申旧法,而且适时增添新法。宋代战时军法的基本精神是战时量刑严于平时,这也体现了军事法规与一般行政法规的不同特点。

南海维权:海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

近年来,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我海军在南海海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取得良好效果。可以预见,海上非战争军事行动将在南海维权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海上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常态化的同时,所面临的涉法问题也日益凸显。论题基于南海的维权现状,分析了海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助力南海维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我国应当加快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立法进程、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提供充分的军事法律顾问服务,并探讨加强海军南海维权行动法律保障的措施及途径。

“军法”何以就要“从严”?——关于“军法从严”原则之意义新解

"军法从严"是军事法中的重要原则,何以军法就要从严?本文认为,此问题的关键是从军法学理与历史实践中来确定其"从严"之"严"的意义;对于"军法从严"作为军事法律实践的原则,还应以现代法治的视域加以审视,从而明确"从严"之"严"的当代意义。并且,国家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调整、依法治军的要求以及军事实践的需要,都亟待我们要以现代军事法治理念为指导,将法律的理性注入到军事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环节中,以保证军法合乎法治和军事的双重要求。

西周军法判例——《师旅鼎》述评

金文中的军法判例,目前能见到的仅周初成王时器《师旅鼎》和康王时器《小盂鼎》二件。《小盂鼎》审讯的是敌酋敌兵,对研究战俘审判和刑罚种类价值颇高。《师旅鼎》则是对西周军队内部违犯军令行为的审判。铭文虽只有七十九字,但对审判方式、诉讼程序及其相应的刑罚原则等重要司法制度,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是一篇难得的历史文献。该鼎全铭如下:

从军法到司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贪污案审理权的转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将审办贪污案的权力划归军法以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在抗战后期,由于军法弊端重重,更主要的是随着宪政运动的再度兴起、司法界的呼吁以及国际上的压力,贪污案的审理权从军法回到了司法,但司法机关实际上并未真正的掌控对贪污案的审理权,由于军权和行政权坐大,贪污案审理权的归属依旧是个问题。

军法惩处的轻与重:余程万弃守常德案研究

1943年开罗会议前后,考虑到国际观瞻,蒋介石对于常德保卫战的成败异常重视,严令第57师师长余程万坚守待援,与常德共存亡,但余程万擅自弃城突围。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即刻宣布其死刑。余程万被押解至重庆后,由军法机关审判,但迟迟未做终裁。余程万的命运与战局发展紧密相连,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因蒋介石未能处分在桂柳会战中弃城的桂系将领,余程万才得以轻判。余程万案前后拖延近一年,其间几经波折,争议不断。在余程万案处理过程中,国际形势与国内战局的发展变化对其均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战时涉及高级将领的军法处置案中,蒋介石的意志虽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其仍受到派系、时势与舆论等因素的制约。

北宋军法实际操作问题考察

北宋建立后 ,为了革除唐末和五代以来武人跋扈、骄悍难治的积习 ,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军法体系。北宋军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受整个政局形势的影响 ,一方面有效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 ,由于统治者在具体执法时存在着种种问题 ,以致到北宋中期以后 ,军政上出现了军纪不明、“将懦兵骄惰”现象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使宋军在与周边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这是最终导致北宋王朝虽然没有亡于“内患” ,却亡于“外忧”

魏晋南北朝军法实践及其礼制归属

军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制度的内容之一。关于此时期军礼的内容,史书上记载很多,如皇帝亲征、授节命将、檄文露布、献俘饮至、讲武练兵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方面通常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军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军法和军礼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军法是军礼内容的一部分。

师旂鼎铭文集释及西周军法审判程序窥探

西周时期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师旂鼎铭是一篇涉法铭文,其中涉及到的犯罪是战时违抗军命罪,作为军法判例,它可以反映出当时军法审判的一些程序,我们在对铭文进行集释的基础上,总结出这次军法审判的程序,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周时期的军法情况。

《司马法》的作者、性质及篇数

《司马法》的作者应为周公,编者应为齐威王时的大夫.今本五篇并非伪造,其性质是追述古代军礼、军法的著作.

秦军法述论

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用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秦军法的起源、内容、特点和意义。

略论周代的“法”观念与习俗

时代不同法的观念也不同 ,古人在实际生活中 ,对于法的应用有一些特殊的习惯和习俗。古法多义 ,是古人法观念多样性的反映。学界认为商周人没有法观念值得商榷 ,本文认为周代“在军法”的观念起源很早 ,由于军容不入国的习俗 。

抗战时期军法机关审理军法案之实践--以陈修爵贪污资敌案为例

抗战期间,军法案件的审理权经历了由法院等司法机关到军法处等军法机关的转移,对前阳江县县长陈修爵贪污资敌案的审理即为广东全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行使审理权的一次实践。陈修爵从初审被判处死刑到改判无期徒刑再到最终戏剧性地减为有期徒刑15年,个中曲折值得探究,军法处法律实践的具体形态以及军法审判体制之利弊发人深思。另外,该案之审理牵涉多方势力的博弈,不仅是管窥战时军法机关法律实践的窗口,也是考察政治生态的一个范本。

马谡之死与三国的军法

诸葛亮斩马谡一事 ,自古及今受到不少人的批评 ,认为马谡罪不至死 ,被杀得冤枉。事实上 ,根据历史记载 ,马谡在街亭战役中丧众失地 ,违反上级的部署 ,不听部下的正确建议 ,兵败后又畏罪潜逃 ;按照三国的军法 ,他犯有败军失军、违抗军令和阵前逃亡三项死罪 ,诸葛亮对他处以死刑完全是合情合法的。

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和公益事业捐赠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1999年6月28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999年6月22日下午、23日下午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和公益事业捐赠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分组进行了审议。大家认为,三个草案吸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部门、专家的意见,比较成熟,建议本次常委会通过。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法律委员会于1999年6月24日上午、24日下午、25日上午召开会议,内务司法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分别列席了有关会议,逐条研究了委员们的意见,提出了修改意见,主要是:

军法“降北者身死家残”述论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先秦时期的军法中有"降北"之罪。出土文献中也能找到这些军法刑名,而且还证实了相应的刑罚:"降北者身死家残",即在对敌作战时,战败逃亡、投降敌人者要被处死,他们的家人也要被处死或没收为官奴婢。秦汉军队严格适用这条军法以保障战争的胜利。

宋代边防立法考述——以军法为中心

宋代是一个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历史时期。基于边区庞大的驻军数量和复杂的军政环境,统治者高度重视边防法制建设。其中包括严禁边将擅自发兵,严禁边将私置亲兵,严控官设亲兵数量,严惩边将擅离职守诸禁律,在稳定边区军政局势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重量刑的边境士兵逃亡法,则是管治边防军队最重要的军法。但在军事司法实践中,边将的执法权力却被过多剥夺。以军法为中心解读宋代边防立法的用意,可见统治者竭力维护边区安定,规避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产生事端的良苦用心。这也是宋代"守内虚外"国防理念的写照。

明代御倭战争中的奖惩制度及其军法实践

赏罚分明是维护军纪的保证,亦是明代御倭成败的关键性举措。从明代将官功罪的实例来看,并未做到赏罚分明,反而掺杂较多的个人意志。此情形下,赏罚不仅未遵循静态规章制度,相反因权力的介入,趋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军法实践的变化情况,一方面呈现了制度与实践二者间的间隙问题,产生了制度张力,为政策调整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彰显了传统政治中枢权力和个人行为对制度的影响力,两方面相互依存、共同作用,致使明代御倭战争中的奖惩制度在实践中出现较独特的运行形态,进一步诠释了明代军法实践逻辑与皇权政治下制度非正式运作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