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的“软法”治理及清单模式

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参与数据交易活动的企业内外部各方主体进行的维护数据安全合规的治理活动。刑事治理是由各方主体参与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是刑事治理的重要方面,可分为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阶段。《信息安全技术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及配套清单采取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列举了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据来源、数据产品可交易性等方面的合规要求。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清单具有“软法”性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形成企业刑事合规的规范体系。刑法根据数据交易主体及行为场景的差异,以不同的罪刑规范保护数据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多元法益。数据犯罪的空白罪状具有定罪指引作用,也为企业合规的开展留下了空间。在实践中应注重数据安全关联罪名适用与刑行衔接,将企业刑事合规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监管相协调。同时,积极发挥企业合规清单的刑事治理机能,构建和完善激励机制、滤罪机制、评估机制,实现合规清单治理的出罪机能与治本效果。

重述“技术公益主义”:人工智能立法的一般理论与实践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具有人文价值精神的“技术公益主义”理论正在全方位地渗透到人工智能立法之中。该理论既是对“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又推动了人工智能立法由“公众权益保障”框架向“公共风险规制”框架的转型。这种转型在欧盟、中国以及美国立法上展现出不同的形态:欧盟人工智能立法对“技术公益主义”理论采取了“半开放性”修正;中国以地方立法试验为主,并展现出强烈的包容性“技术公益主义”倾向;美国则更加注重“技术公益主义”的软法之治。然而,上述实践也表明,当前人工智能立法中“技术公益主义”忽视了市场驱动力(私利)保护,导致了权利义务责任的配置失衡,进而影响了人工智能立法的适用范围。综合上述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技术公益主义”的理论发展应当更加注重技术价值与法律价值的相互构建、技术公益与责任公益的紧密衔接、立法与软法的协同推进,从而进一步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凝聚出人工智能立法共识。

高价彩礼的法治因应

彩礼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传统婚姻模式、现代婚姻模式与理想婚姻模式下彩礼的制度原理各不相同。现代婚姻与理想婚姻模式之下,适当彩礼作为一种不违反法律与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发挥着平衡男女双方婚育成本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功能,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被法治社会所允许。由于存在婚育隐忧、攀比之风、儿女有别及性别失衡现象,适当彩礼在一些地方畸变为高价彩礼。后者有悖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法律介入符合比例原则,具备法治正当性。高价彩礼呼吁“软硬混治”:在硬法治理层面,需要明确彩礼的范围并增加倡导性规则,同时完善用人单位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家庭保障等综合配套措施。在软法治理层面,要善用软法工具、提高立“法”科学性,宣扬先进文化、完善激励机制并打造多元治理主体格局、树立多措并举意识,让彩礼止于礼。

略论交易习惯的功能和适用——以《合同编司法解释》第2条为中心

交易习惯作为一种“活法”和“软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的重要依据。交易习惯与作为法律渊源的习惯并不完全等同,需要在适用中加以区别。在合同解释中,交易习惯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认定合同的成立、澄清条款文义、使附随义务具体化,基于交易习惯的合同解释也兼顾了当事人信赖保护。交易习惯也是填补合同漏洞的重要方式。在适用中,系列交易习惯优先于行业习惯和地域习惯,与此同时,交易习惯劣后于合同优先于合同法任意性规定。主张适用习惯的当事人须证明是否存在交易习惯及其具体内容,同时法院负担交易习惯合法性与公平合理性的审查职责。

我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软法治理机制及其优化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呈现出针对乡村治理的软法进路,在诸多方面发挥了其软法内容所具有的弹性、开放性及补充性作用,是我国探索软法治理的有益尝试,但也存在软法机制未充分发挥的问题。当前,应在软法硬法互动效应的强化、授权性的公众参与及治理信息共享等方面着手,弥补乡村振兴促进法软法机制的不足,寻求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软法治理进路。

国际软法视角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现状与建议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伦理、法律和政策挑战,使国际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鉴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目前尚难以用一套统一的强制规则将其予以规制。在国际硬法缺位的背景下,软法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旨在分析当前人工智能“软法之治”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重点关注伦理原则、数据监管和国际合作三大方面,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以帮助适应快速变化的人工智能时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制定《人工智能框架公约》,将一些成熟的软法规则逐步转变成硬法,从而对人工智能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软法”与“硬法”在档案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同机制研究

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推动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软法”与“硬法”在档案治理现代化中各自遵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行动逻辑,为档案治理贡献本土法治资源。透过“正—反—合”定律,对“软法”与“硬法”进行协同性分析,可以完成两者“优劣对抗势”及“规范竞合度”的耦合证成,促使“软法资源”与“硬法规范”在档案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整合共治”。面向未来,档案治理要持续深化法治规范供给的底层逻辑,进一步厘清传统“硬法”与新兴“软法”的辩证关系,通过确立“软硬混合”的治理理念,制定“软硬互嵌”的转化机制,构建“软硬适配”的评估体系,以“良法善治”助推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发展。

软化: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模式研究

以协同概念的辨析与适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完善立法权配置、最小化立法成本以及践行立法传承与立法国际化等3个方面展开协同立法必要性之证成。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考察两个层面,检视共同立法和合作协议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其中,低成本、高效率、重灵活的合作协议模式与协同理念高度契合,立法软化是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的适宜选择。从城市群生态环境合作协议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法律效力、缔结主体以及利益衡量等维度进行论证,以期建立高效公平且具制度约束力的协同立法模式,为城市群生态环境共治提供法治样本。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软法治理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对我国城市社区体育软法治理的现状、取向、困境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对策。现状:规制内容较少,创制主体单一,约束方式偏柔性化。取向:维护治理主体的共同利益,具备灵活多样的制定形式,依托平等协商的创制程序,依靠利益诱导和柔性惩罚的实施机制。困境:规制要素欠缺,制定多元主体参与不足,保障机制缺乏。对策:健全要素及运行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共制的参与机制,强化实施保障机制。

软法介入基层体育治理的可能、冲突及路径

软法亦法,软法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勃兴展现其卓有成效的治理价值,对推进基层体育治理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国内体育领域软法研究起步晚、发展慢,使得软法在体育治理中的效能未得到充分释放和发挥。通过解读软法的一般原理,剖析软法在基层体育治理中的“在场”可能和重要效力。针对软法介入基层体育治理涉及的“合意性”“结构性”“认同度”“保障度”冲突,认为需要围绕软法的创制机制、受众基础、结构层次及保障机制予以纾解,以期促成软法赋能基层体育治理现代化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软硬法协同治理研究

训练数据是决定模型质量的关键,囿于隐私、个人信息、知识产权等多重风险,亟待规范治理。训练数据的结构性、训练过程不可逆转性、风险低可控性使得传统硬法规制部分失灵,应转向软法和硬法的互动共治,二者的主辅关系作为精细化治理的必要有待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现状、监管机构情况、治理和发展目标三个指标影响了各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治理路径的选择,透过中国国情的目标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软硬法协同治理框架逐步搭建,以硬法的结构式刚性谦抑与软法的立体式柔性扩张为协同趋势。

我国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治理中软法的实施优势与保障条件

近年来,我国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存在被侵占、运营维护差、配建标准落实不足等问题,导致居民体育权利受到侵犯。该类问题难以治理源于复杂的群体权利冲突,硬法资源或行政管制嵌入治理存在一定缺陷,而软法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主要体现在基层体育发展现状决定了软法实施的合理性、基层体育治理的困境决定了软法实施的最优性、权利冲突难调和决定了软法实施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当前,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治理中软法介入还存在一些问题,迫切需要行政机关转变管理思路,完善体育软法规制内容和创制程序,健全软法实施机制,以保证软法在基层体育治理中取得实效。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中国足球协会软法自治的困境与出路

软法自治是推进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作为软法体系最为完备的单项协会,中国足协却未能发挥其优势。鉴于中国足协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该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文献资料和文本分析方法,在对影响中国足协软法自治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梳理分类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足协软法自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研究认为:(1)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和预期利益相关者是影响中国足协软法自治的重要力量;(2)中国足协软法自治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包括软法自治与国家法治衔接不畅、软法制定与实施过程缺乏动力、软法文本存在缺陷等。据此,研究提出相应的纾困对策:确立多元主体参与软法自治的理念,增强与其他规制模式的互动;优化软法建设的民主参与机制,保障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软法自治;完善软法文本,明晰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

敏捷治理理念下人工智能软法之治的问题与对策

敏捷治理是有关人工智能治理官方文件中出镜频率颇高的一种理念,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治理理念,在国内外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软法之治是人工智能的主要治理模式,敏捷治理与软法之治在思维模式、精神内核、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方面存在不少共通之处,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质。以敏捷治理理念检视我国人工智能的软法之治,可发现其存在体系化治理格局未形成、多元共识达成未体现、治理主体的灵活反应和自治能力不强、实施保障机制不足、软硬法衔接不畅等问题。鉴于此,应构建体系化的治理格局,完善多元参与协商机制,增强自治主体的灵活反应和自治能力,建立健全软法规范的全过程实施机制,优化软硬法的衔接与融合,以提高我国人工智能软法治理水平,助力人工智能深入发展。

基于PMNT陶瓷的1-3型压电复合材料软模板法制备及其超声换能器研究

医用高频超声换能器广泛应用于人体及生物组织的精细结构成像。1-3型压电复合材料因具有较高的机电耦合系数和较低的声阻抗而成为高频超声换能器的核心材料。基于有限元计算和软模板法设计制备了高性能Pb(Mg_(1/3)Nb_(2/3))O_(3)-PbTiO_(3)陶瓷/环氧树脂压电复合材料,并对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电学性能测试。结果显示该1-3型压电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声学综合性能,其厚度伸缩模式机电耦合系数k t达到70.1%,其声阻抗Z a达19.05 MRayl。利用该材料制备了高频超声换能器,其-6 dB带宽达85%,插入损耗为17.7 dB。结果表明使用软模板法制备的压电复合材料具有适合于超声成像的优异的综合性能,有望促进高频超声换能器的商业化应用。

乡村振兴视野中的硬法、软法及其协同

法治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可靠保障。我国幅员辽阔,广大乡村因地域不同而风俗迥异,不同地域的乡村具有自身的乡土逻辑、自发秩序。因此,在乡村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具有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的硬法,又要重视乡土逻辑、自发秩序所蕴含的软法,还要明晰并充分发挥硬法、软法各自的功能和优势,实现硬法与软法的相互衔接和协同。为此,要进行法制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硬法保障;要激活乡村自发秩序,为乡村振兴提供软法活力;要协同硬法与软法,刚柔并济,为乡村的可持续振兴与发展提供行稳致远的可靠保障。

论滑雪规则的法律性质及其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

近年来,我国滑雪运动蓬勃发展,滑雪事故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日益增多。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判说理时常援引相关滑雪规则。域外有将滑雪规则纳入法律,而在我国,滑雪规则作为一种运动规范,虽非法律法规,但具有一定的法规范性,在裁判中扮演着类似“软法”的角色。特别是在侵权过错认定中,滑雪规则为法官提供了“善良运动者”的注意义务标准,有助于区分行为人的一般过错与重大过失或故意,并判断受害人是否存在过失。通过综合考虑滑雪规则和“自甘风险”制度,法院能够更公平地划分责任并确定损失承担。随着滑雪运动的普及,明确滑雪规则的性质并科学合理地适用,对于保障滑雪运动参与者的权益、促进滑雪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路径研究

习近平提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现有的不同层级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各有不同聚焦点,且施教方的责任比较明确。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施教方的责任,但还需要从实施层面继续关注其作为一般法和上位法的统领作用,并基于公民义务论以及受教育权利义务论合理配置硬法和软法规范,通过完善施教方履责监督机制来落实。

中国环境软法治理的法治思考与优化路径

环境治理现代化对完善环境规范体系提出了新的拓展要求,于是中国环境法在实施中涌现出大量的软法规范。环境软法的存在有其特定的时代诉求,包括传统向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单一向多元环境治理主体的拓展,环境硬法向外部治理工具的延伸,以及国际环境软法对中国智慧的日渐依赖。基于颁布主体之不同,环境软法可分为国家规制型、行业规制型和社会规制型3种类型。实践表明,中国环境软法的不同面向在引领立法、灵活实施及包容式参与方面确立了其在环境规范体系中的独特功能价值。然而,环境硬法的“不硬”导致软法侵蚀硬法,适用随意性较大,实施效力不足,以及软硬法不协调等问题的出现,致使环境软法陷入实施困境。基于此,中国环境软法治理应遵循现代法治的诉求,从约束效能、形成机制、实施机制和软硬法协调共治4个方面予以针对性优化,真正实现环境软法的良法善治。

短视频平台版权保护的硬法与软法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硬法—软法要素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短视频平台版权保护协同治理中,硬法存在限制性、分散性、滞后性问题,软法存在规范缺陷、实施障碍问题,由此导致了硬法与软法协同面临的问题:一是在功能维度层面上硬法与软法协同存在结构性不足;二是在时间维度层面上硬法与软法协同存在演化性瓶颈。为解决上述难题,促进短视频平台版权保护协同治理中硬法与软法之间结构关系的优化与升级,保持硬法与软法之间协同状态的演化与发展,提升硬法与软法协同治理的层次,提出如下完善路径:强调优化完善硬法制度,积极推动软法制度建设,促进硬法与软法之间的互动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