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传统与历史定制:“金瓶掣签”下的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

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发端自都松钦巴,后由噶玛拔希正式开创,并在历世噶玛巴的完善下趋于成熟,乃至向教派内外广泛推广。清廷治藏以来,通过金瓶掣签等制度将活佛转世事宜纳入国家管理体制,噶举派由此形成了规范的历史定制。清末民国时期,噶举派的转世事宜受到西藏地方势力的种种限制,民主改革以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文章以相关文献、档案为基础,复原了不同历史时期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的细则,并对其所受境遇进行讨论,认为只有在此过程中做到既尊重宗教传统又遵循历史定制,并保证中央政府的最终决策权威,教派的宗教传统和意志才能得到尊重和体现。

侗族的转世传说、灵魂观与积阴德习俗

在传统社会里,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规范的建立或维持更多是借助民众的神灵意识和信仰观念。论文以当代侗族村寨里人们不断讲述的发生在身边的转世传说为切入点,探究大量转世传说产生背后的心理原因,论述侗族人普遍具有转世灵魂观和积阴德习俗,从而揭示侗寨为何会产生公益设施和公益活动繁多的社会风尚。

青海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族别、地域发微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区域性佛教流派的重要特征,它以其特有的神学理论和组织形式而自成体系。这一制度始于公元十三世纪初,迄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公元1193年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去世,1204年噶玛巴希降生,由于噶玛巴希幼年出家,刻苦研习佛法,精通噶举派教义,造诣颇深,深得信徒们的推崇和信赖,于是,他被推举为都松钦巴的转世继承人,成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从此,藏传佛教各派纷纷效仿,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是与西藏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

古代藏族的灵魂观念与活佛转世制度

灵魂观念是宗教赖以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也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在太古时代．当人类的祖先从原始森林走出来，直立行走的时候，他们便开始用大脑思考。他们会很自然地进行两个方面的探索：一是人类的生存空间，即外部世界，哲学家们称之为第一宇宙。二是探索人生，认识自我。即第二宇宙。如：天地是什么?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太阳和月亮怎么升起又怎么落下?当他们无法科学地回答这许多时时困扰他们的问题时。便认为有一个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在主宰整个世界．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

长期以来，活佛及活佛转世对藏区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进而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特征。该文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转世程序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并指出了其基本特征。

论东坡转世故事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在辗转流传却又庞杂的东坡故事系统之中,总能看到关于东坡转世的故事。这些故事时代不同,趣旨各异,然而却都将转世作为故事的重要内容,甚至许多戏剧小说中更是以东坡的前身后世作为主要线索来组织素材,建构情节,也不乏借东坡在前生后世的轮回故事来宣扬佛理、点化众生的作品。这些东坡转世故事一方面呈现了苏轼在身后的文化进程中其形象不断的被重塑、创造的历史,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轮回果报思想对于作家、作品深刻的影响。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与“国家在场”

自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以来,它不仅成为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构成“国家在场”的特殊政治场域。元朝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通过封授名号等各种措施,掌握着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的决定权,并通过立法等形式,将活佛转世纳入到了国家边疆治理体系当中。因此,“国家在场”成为活佛转世制度的一种原则和历史定制,历经元、明、清、民国时期,传承至今。

从韦皋“诸葛转世”说看唐人的社会心理

不少唐人小说是作家根据民间传闻改造加工而成 ,它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大众的社会心理。韦皋在后人心目中是一位镇蜀割据之臣 ,然而唐人却认为他是诸葛亮投胎转世。透过佛教转世轮回的神秘面纱 ,可看出唐人对韦皋的崇拜和反对藩镇割据、维护民族团结。

三世章嘉入藏主持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真相

三世章嘉入藏主持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是清代西藏政教关系方面的重大事项,《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对此有简略的记载。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认同该书的观点。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发现,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过程远比《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的记载复杂与曲折。

维吉尔的灵魂转世说及其哲学意义

《埃涅阿斯纪》卷六中的灵魂转世说和宇宙论向来是维吉尔研究的重难点。本文认为,维吉尔笔下的安奇塞斯通过人类灵魂在元气—心智—魂魄间循环的理论,证明了人类现世生命的必然性(现世生命是一种低级的但不可摆脱的必然存在),和以现世生命为起点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在现世生活中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使之在肉体死亡后最终复归到元气即纯粹理性的高级存在状态),罗马帝国政治生活的合法性似乎因此得到了保证。然而,由于维吉尔并未排除净化成功复归为元气的灵魂再次衰减为心智的可能性,人类历史包括罗马史的价值都将落入迷雾之中。或许,维吉尔作品中那股透入骨髓的忧郁和悲伤正来源于此。

“此身虽异性长存”——古代小说中的转世主题

佛教"转世"观念与中国人重生恶死的心理深相契合,从而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早期小说中的转世描写,主要用来缓解失去亲人的痛苦、解释人类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及超越时空的友情。后期小说中的转世描写,则主要表现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小说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转世观念更多的是作为结构小说的一种形式而出现的,并成为小说结构的一种常见的模式。

裕固族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初探

裕固族活佛转世的形成距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至解放初有以噢尔加喇嘛、顾嘉堪布、智华活佛、长毛喇嘛等为主的十几个转世系统。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裕固族地区活佛转世制度产生了与蒙藏地区相同或相似之特征,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之处。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论析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论析罗润苍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领袖继承问题而创立的一种高僧法嗣传承法，是藏传佛教在法位继承方面有别于佛教其他派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发端于１３世纪初期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后被主流派格鲁巴（俗称＂黄教＂）采用、推广，成...

从历代《达赖喇嘛传》看活佛转世定制

达赖喇嘛转世从来不是纯粹的宗教事务,更不是个人事务。达赖喇嘛世系活佛转世制度产生之初,就与明朝中央政府保持了密切联系。清代乾隆朝以后,凡达赖喇嘛转世手续,掣签或不掣签,均需呈报中央核定。历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达赖喇嘛活佛转世事务,不断加强审验管理力度,在达赖喇嘛活佛转世上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管理的历史定制。可以说,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过程,始终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威,象征着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

新常态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的困境与出路——以当今活佛转世乱象为例

近些年来,某些图谋不轨、借教敛财的投机分子自封活佛,打着宗教的旗号假传佛法,传播歪理邪教。这种现象不但危害了信教群众的财产安全,也影响到了家庭和睦,甚至构成了危害区域性社会稳定的因素。通过梳理活佛转世的产生、认定、坐床程序,分析活佛泛滥的事实根源,提出新常态下活佛转世管理的出路。

明清拟话本小说前世、转世叙事研究——以韦皋、韩滉为例

话本小说中涉及前世与转世的篇目甚多,尤其是《石点头》与《西湖二集》中有关韦皋、韩滉的两篇。"前世""转世"增加了小说的叙事长度和人物身世的奇异性,为其思想及命运的转变提供了潜在支撑,为"儿女情"中的"英雄气"书写作好了铺垫。更有价值的是,小说借转世的框架,表达了人们对类似人才的呼唤以及作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创作心理。

元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

政教合一,并非西藏自古就有,而是蒙古征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元世祖与萨迦派帝师八思巴结盟联手的权宜选择。旨在建立蒙元皇帝与萨迦教派共同凌驾于西藏诸部之上的新统治体制,对结束分裂局面和西藏进入中国版图具有特定功用。活佛转世,也不是古来就有。自元后期噶玛噶举黑帽系率先实施,明中叶格鲁派被迫效仿推广,活佛转世又成为化解教派领袖继承纷争的通行办法。它与佛教追求来世的基本教义照应,在供奉释迦牟尼之外,增设了另一个独立的"活佛"崇拜系统。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偶然结合,构成了相互支撑、俱荣俱损的西藏神权政体的两大支柱。

“包公为什么不转世”的结构形态与叙事意义

"包公为什么不转世"是一个特定的故事类型,对比南朝、唐代的早期形态,当代文本的主角是父亲包公,且遗嘱更为明确、更强调殡葬品的材质。借鉴邓迪斯的普罗普/派克结构模式分析法研究发现,这个故事类型由6个母题素的序列组合而成:禁令、欺骗、诡计、违背、结果(缺乏)和逃避。叙事意义暗藏在英雄之死和儿子对抗英雄的两个主题中。从叙事表层逻辑看,包公努力以计谋征服儿子来帮助自己转世,但失败了,儿子浪子回头,却带来遗憾;从叙事深层逻辑看,儿子顺从遗嘱,是为对抗父亲寻找合理的借口,最后,他象征性地杀死了能够转世的父亲包公。

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化身谱系建立现象探析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现象经常被神秘化、神圣化。从格鲁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若必多吉等大小活佛建立转世化身谱系的过程来看,活佛转世化身谱系,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宗教上层人为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该世系的宗教权威及政治影响力。同时,在化身谱系的背后,蕴含着扩张政治权利、稳固教派地位、平衡不同活佛世系间地位的功能。我们应以马克思历史唯物观辩证地来看待活佛转世现象,不应被刻意神格化的现象所迷惑。

达赖是历史定制的破坏者——批驳达赖关于转世的谬论

2010年2月22日达赖在外国某些媒体上宣称自己可以不再“转世”……。达赖关于转世发表言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就在西方媒体上发表过“在世转世”、“转成女身”等多种说法。关于是否转世，不是达赖自己就可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