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义修辞在话语活动中的审美认知作用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构造观念的过程中,以转义修辞的方式加以审美地把握,并由此建构了我们的认知。转义修辞建构认知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审美的方式作用于人的主观观念,首先通过语言以感性的、形象的、情感的力量影响或改变人的判断、理智甚至思维。新诞生的话语欣喜地以审美击破旧的认知、构建新的认知,这体现了审美与认知的统一,转义修辞通过确立审美认知解构了概念认知。

论转义修辞中审美与认知的变奏

转义修辞在审美冲动中进行着话语制造活动,在形而上学话语体系中这是美饰同时也是迷惑和欺骗,因为审美容易干扰认知;而从另一方面即生成的角度看,话语总是在转义修辞中以审美的方式建构着人们的认知。究竟审美干扰认知还是建构认知,这一问题并非模棱两可的:从话语生成的那一刻看,审美与认知是一体的;但从历时角度看,转义修辞的发生可能是源于前在的某种固化的认知观念。因此任何一次转义的发生,既是与当下情境相关的言说,又必然带有过往话语的痕迹;既有审美的创造,又有既定认知的阴影。如何实现“美”和“真”的统一,庄子、柏拉图和尼采为我们提供了三条相似的路径。

名词动用转义的隐喻思维及其修辞审美效应

名词动用是一种隐喻性的思维过程。名词动用的转义修辞价值通过转义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传达意见。语义的扩展、衍生、引申的过程使句子达到一种不拘形式而精练、生动的修辞效果和审美效应。词语在转义过程中潜在信息蕴含得越丰富,审美信息量就越大。

关联理论与修辞转义现象

根据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指出修辞转义不是对语言常规的超越,传统语言学的理论难以合理解释一些修辞现象,并以反讽为例,分析传统语用学与现代语用学的不同及现代语用学仍存在的不足。

论语言学习中人物姓名的修辞转义性

人物姓名在一定的言语环境中由于语境的作用而产生转义,具有了多义性.突出某一个义素,在语用上加以强调,就会形成修辞转义,并由派生后的转义来增添着话语丰厚的信息量,表现着语言单位的修辞效果.这种修辞性体现在对语言材料驱遣调配的灵活运用上,比格式化的"辞格"更显运用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修辞学中的应用

我们认为 ,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移用到修辞学上来。在此基础上 ,我们提出言语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的新说 ,用之以阐明转义修辞现象的形成过程、形式建构、内在规律和使用效应 ,并对转义修辞现象在言语义向语言义即词义转化的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作了专门论述。把本来就密不可分的语言和言语结合起来观察和研究 ,是既有益于语言学本体 ,也有益于修辞学的 ,可以同时促进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的转义与话语的遗迹: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档案”概念解码

对《知识考古学》中“档案”概念的准确解读是传播和应用福柯档案思想的前提。通过文献研究,从文法和内涵两个方面阐述了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档案”这一词语的创造性误用。福柯借助修辞的转义首次将“档案”锻造为哲学概念,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与自洽的逻辑。福柯只保留了“档案”作为物时本身固有的组织方式和空间形象,并在对“语言”与“话语”、“历史学”与“考古学”、“文献”与“遗迹”等术语进行转换与误用的过程中,为“档案”的内涵、研究方式、表征形态注入了新的含义。“档案(馆)”成为特定时代文化模式的抽象概括,扮演着“历史先验”的角色,定义了认知领域的整体结构及其自我运转的秩序,并生成了各种知识形态的遗迹。由于福柯对“档案”概念的再造,以及他对档案实物遗迹的考古,这些冠以“档案”之名又“反档案”的理论和研究实践与档案学形成了一种张力。梳理福柯的档案思想对于档案学的跨学科汲养、档案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更新、档案文化研究的批判都具有启发意义。

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中的转义问题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是一套建立在转义修辞基础上的诗学影响理论,集中体现为一个六重转义系统,主要包括反讽、提喻、转喻、夸张、隐喻以及代喻,误读的发生基于语言内部的不稳定性,发酵于本义和转义之间的相互纠缠,定格在前文本和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上,"影响"成为一个语言结构戏剧化后的历时叙事。和其他解构主义者强烈的解构倾向不同,布鲁姆的误读地图,是一种针对现代主义批评混乱的转义防御机制,以解构前驱为始,以建构自我为终,重申了意义的在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解构主义理论之虚无主义的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