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与“一带一路”:转入国的筛选和转出产业的甄别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转出国人均GDP应为承接产业转出的对象国的1-3倍,筛选出"一带一路"沿线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以中国整体作为产业转出对象,共有21个国家可以作为合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假如以中国各省市区作为产业转出对象,共有50个合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同时,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比较优势的阐述,通过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与中国中低技术产业的人均工资,筛选适合转出的产业,发现较适于转移出的产业主要包括食品与饮料、服装、纺织品、非金属矿物、基本金属、金属制品等产业。

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水环境承载力及其障碍度评价

以苏州和宿迁两市为例,基于Vague集TOPSIS法探讨了产业转移过程中转出地与承接地水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变化以及障碍情况,以期提供相应理论指导。研究发现: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苏州和宿迁的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均呈现出上升态势,实现“双赢”,虽然苏州的整体水环境承载力水平要高于宿迁,但增长幅度明显较小;在障碍度方面,苏州的主要障碍集中在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而宿迁的主要障碍则集中在经济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亟待优化、改善。

产业转出地“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影响因素——基于利益相关视角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前中国产业转出地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以利益相关视角,分析产业转出地企业合作行为、政府干预行为和社会公众参与行为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影响,利用典型县域产业转出地和内部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行为对降低直接性经济风险作用最强,社会公众行为不仅对降低扩散性经济风险作用最大,而且是唯一能使两类风险"双降"的行为。要有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政府应利用传统产业转出为契机,鼓励竞争优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内生性创新动力和能力,减少对企业直接干预,而将财政更多运用在就业培训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缓解产业转出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不良冲击,同时要向社会提供充分的要素供求信息以及便利的要素流动和交易环境,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地区经济转型的积极性和可能性,调动全社会创新支持力量跨入更高收入阶段。

产业转移转出地效应及约束条件

本文从企业经济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就业效应和国家效应五个方面,分析了产业转移带给转出地的影响;从转出产业本身、替代产业发展状况和转出地的制度障碍三个方面,剖析了产业转移效应发生作用的约束条件;并对政府和企业分别提出了相关建议。

产业转移与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评价研究——基于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目的:为合理引导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向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提供指导依据。方法:增长极理论分析两者相互影响的机理;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例,运用协调发展模型开展评价。结果:理论上,产业转移能显著地影响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水平;时间上,18年内,产业转移的综合效应与土地集约利用度持续提升,验证了两者正相关;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整体上呈逐年提高的趋势,但协调状态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空间上,珠三角9个城市的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反映出广州与深圳发挥了极核作用;协调度、协调发展类型及组合地域差异显著。结论:转出低端制造业,重构土地利用结构;承接高端制造业转入,提升土地开发强度;强化产业错位发展,差别化土地管控;建立产业用地绩效评价制度,提高协调发展度。

区域制造业产业转移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研究

产业转移是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则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目标。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4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了产业承接与产业转出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区域产业转移的计算结果显示,10年间产业转移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由东部沿海向内地中、西部地区转移、省内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转移、转移受环境生态政策影响明显等特征。控制地区自身发展驱动因素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显示,10年来产业转移并未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升。分组回归的进一步结论表明,对转出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产业转移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则显著提升了0.5%左右;而对承接地区则是显著的负效应,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下降了0.6%左右。工具变量回归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产业转移更多表现为一种资源消耗、掠夺式落后产业的转移,建议地区改变单纯追求产业"数量"转移的增长模式,而以产业资源利用、技术进步、集群创新等为依据,构建产业的"质量"转移模式。

产业转入、转出的影响因素与布局特征——基于中国城市四位数制造业的分析

运用2003年和2009年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四位数制造业数据,从产业转入和转出两个角度,可以分析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与布局特征。计量模型将这些因素分为三种类型:外部性、市场规模、人力资本是促进产业转入、阻碍产业转出的因素;生产成本、通讯设施是促进产业转入和转出的因素;而交通设施、对外开放、政府干预则是阻碍转入和转出的因素。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在空间的组合模式不同,资本密集度低的产业呈现为空间聚集模式,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多表现为空间离群模式。从总体空间特征看,制造业突出表现为向发达城市群边缘区、发育城市群和粤、苏、鲁省内欠发达区域集聚的态势,而东部发达城市群核心区、中西部欠发达区域则是产业份额减少的区域。

中国新一轮产业转移:动因、特征与举措

随着中国营商环境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地营商环境呈现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一体化及均一化的新特征。步入新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依靠传统差异化的优惠政策吸引投资、企业进入和产业转移的空间急剧缩小,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政府的功能与作用也要相应发生改变,以充分发挥产业转移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双碳”目标以及稳定制造业占比中的独特作用。

我国产业转移的就业规模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

产业转移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通过运用文献研究、经济学模型等研究方法,提出劳动力成本、资本技术对就业规模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而基于我国2001-2012年相关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实证测算我国产业转移在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就业规模效应。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就业挤出效应明显,中部地区的就业增加效应突出,而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会给就业带来一定的负效应。

基于智力城镇化的特色小镇产业培育探索——以辽宁通远堡镇为例

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劣势的体力城镇化阶段,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体力化威胁仍不可避免。为缓解特色小镇体力化困境,文章基于智力城镇化的相关理论,以辽宁通远堡镇为例,围绕特色产业展开智力化培育的探索。结合链式产业思维,以智力投入、智力主体、智力产出三大环节为基础,以智力要素创新性地打造智力链条,构建可持续的特色产业,带动城镇化转型升级,以期为辽宁省乃至全国特色小镇培育提供借鉴。

中国高质量发展靠什么来支撑?

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会把曾经比较有优势但现在已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转到更适合其发展的国家去,并同时吸引外资和并购先进技术。如此,相当于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路径的产业升级。而在此过程中,我国边境特区、产业园区都会发挥出作用。不仅如此,未来,还要让西部城市发挥其强项,在“一带一路”建设连接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