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转出规模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于粤赣乡村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土地要素配置模型,采用粤赣2793名农户的调研数据,基于双栏模型实证验证土地转出规模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系。研究发现,土地转出规模增大,家庭劳动力倾向于分业型转移而非兼业型转移。土地转出规模会通过提高农户外出经商办厂意愿的程度,进而带动劳动力分业型转移。因此,应加快土地租赁市场发育,拓展劳动力就业空间,放松农民城镇基本服务享有的社会性管制,促进转移的农民工市民化。

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基于纯农、兼业和非农三类农户的比较

基于四川和重庆878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农户家庭特征和农地资源禀赋、流转条件、收益方面选取变量,采用Heckman两阶段行为决策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纯农、兼业、非农三类农户中农地转出发生率分别为34.23%、56.32%和100%,平均转出规模分别为2.04、2.08、3.36亩。纯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社保参与人数、耕地破碎程度、耕作基础条件和农地流转组织方式的正向影响,兼业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社保和农保参与人数、农地流转价格的正向影响和耕地破碎程度的负向影响,非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抚养比例、常年务工人数、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的正向影响和耕地破碎程度的负向影响。

农村土地流转的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我国东中部6省1 6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从转入与转出视角实证分析、比较了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显著,但农地转出无此效应。分区域考察,农地流转拉大了东部与中部地区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农地转入和转出均有显著增收效应,且后者远大于前者;中部地区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明显,但农地转出却有显著的"减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来看,农地转入促进了贫困户及低收入户至部分高收入户增收,其中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获益愈大;相较之下,农地转出仅使部分低收入户增收,有一定缩小收入差距功能。更进一步,东部地区农地转入可使除中高收入组农户以外的其他农户增收,农地转出则可使除贫困户和部分低收入组农户以外的其他农户增收,此两种流转类型均会扩大农户收入差距。中部地区农地转入可使所有农户增收,但同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与之不同,农地转出能使低收入组农户增收,也可使部分高收入组农户"减收",因而比较利于减少贫富差距。据此,决策当局应当着力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限制,构建功能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以及法律保障机制在农地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农地流转方式更加市场化、规范化;同时,完善土地流转中租金和期限的确定机制,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收入分配的均衡性,保护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在农地流转中的短期和中长期利益;此外,多渠道扩大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并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

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农村非农创业的稳步发展在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户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进而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农户家庭保险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比例不高,仅为14.6%,农地转出行为参与率和转出规模平均比重均呈现出较低水平,分别为17.4%和14.4%。非农创业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农创业在青壮年农户中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老年农户。非农创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参与保险,进一步推动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家庭保险参与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基于农户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扶持和就业引导,通过完善农村保障制度提高农户保险参与率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