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隐性因素与大学技术成果转化——基于中国大学专利出售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大学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增长迅速,而专利转化率却没有相应提高。本文基于中国大学2000-2012年数据,以专利出售量度量技术转化水平,估计了研发投入、转化投入和制度等隐性因素对大学技术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经费投入和转化经费投入对大学技术成果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受到制度等隐性因素制约;(2)制度等隐性因素对大学技术成果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3)研发人力投入和转化人力投入对大学技术成果转化没有显著影响。现阶段,与增加投入相比,改善技术转化专职人员的结构和素质,完善激励相容的转让制度,将对改变我国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产生更大影响。

内部控制、股权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转化率

本文选取2009-2016年国内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对内部控制、股权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转化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研发投入转化率显著正相关;股权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转化率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能够显著增强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转化率的影响作用。

“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转化差异:核心员工股权激励视角

在产业实践中,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转化存在较大差异。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在企业创新转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答案。选取2011-2017年公告企业股权激励计划的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广度和强度以及股权激励限制条件和激励方式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转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企业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广度和强度更大时,企业“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转化效果更好;(2)当企业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的行权限制条件更少时,企业“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转化效果更好;(3)当企业对核心员工采取股票期权激励方式时,企业“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转化效果更好。

最终控制人性质、研发投入与效率转化时滞——基于京津冀地区重污染企业数据的研究

文章选择对技术创新有迫切需求并且受到环境规制较多的京津冀地区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研发投入力度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以2009—2015年间京津冀地区80家重污染企业七年数据为样本,得出国有最终控制人性质相对私营性质企业在研发投入力度上要小;进一步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评价指标对其研发投入转化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转化效率也明显慢于私营企业,时间差为1年,从而为国有企业市场化提供决策参考,也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我国民营企业R&D投入偏少与效率偏低之谜

我国民营企业R&D投入偏少与效率偏低,原因何在?结合实际调查,从宏观到微观,从单项到综合"共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浅析如何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在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中,科技成果主要来源于高校,只有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提升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文章通过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如何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建议,希望能从一定程度上有效提升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股权制衡度、研发经费投入与创新产出——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34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2017年面板数据,以股权制衡度为门限变量,构建面板单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股权结构下研发经费投入产出转化效率的差异性。结果显示:研发经费投入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基于股权制衡度的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股权制衡度低于门限值0.0506时,研发经费投入的转化效率较高。该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提高研发经费投入产出转化效率提供股权结构层面的参考。

创新网络活动对大中型企业研发绩效动态影响研究——基于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大中型企业研发绩效的提高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创新网络的视角,利用VEC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创新网络主体间知识共享、研发投入转化两种主要创新网络活动对我国大中型企业研发绩效的动态影响,并提出了提高大中型企业研发绩效的建议。

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投入绩效

本文旨在研究如何通过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来提高研发投入效率。运用多元回归法检验研发投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以分组回归法分析不同股权性质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差异,并利用门限模型研究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研发投入转化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有: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公司远期绩效的提升;民营制造业研发投入转化效率明显优于国有企业,外资研发投入未能显著改善公司绩效;过高股权集中度会抑制研发投入转化效率;提高股权制衡度能提高研发投入转化效率。

实体企业金融化、分析师关注与内部创新驱动力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实体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金融类资产而对研发投入造成的挤占效应,较少从企业内部创新驱动力角度关注跨期金融化投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鉴于此,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跨期影响,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探讨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并检验分析师关注和是否拥有资格资质认定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10年至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5.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对内生性问题的缓解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在当期呈负向关系,但在滞后期呈显著正相关;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弥补研发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平衡创新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调整和失败风险,缓解管理者面对的短期业绩考核和股价波动压力,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分析师关注对上述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即分析师关注使管理者投资决策的目的和动机从关注长期创新发展向追求短期利益倾斜。在无高科技等资格资质认定的实体企业中,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深化了微观视角下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活动的关系研究,丰富了金融化蓄水池效应的研究证据,揭示了资本市场冲击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的间接影响,有助于理解企业金融化现象背后折射的投资决策和战略意图,对于提升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力、促进政府实施高效的监督和激励政策、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