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规制中法益分析方法的建构及其运用

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在美国和欧盟都出现了从本身违法或目的违法到合理原则或实质效果违法的转变,并出现了进一步向系谱化合理原则演进的趋势及双层平衡理论。以法益分析解释新动向,竞争效果是法益博弈结果,系谱化合理原则是法益系谱化矛盾运动的体现。将法益分析运用到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规制中,设计结构型合理原则具体规则。

实质主义认定标准下转售价格维持的类型化认定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8条影响,人民法院或执法机构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认定遵循了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若涉案行为具备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形式则只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难以揭示涉案行为的本质,造成行为定性与处罚决定相互矛盾等弊端,不利于反垄断法的体系化适用。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依据涉案行为的实质机制认定行为;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可准确认定违法行为,避免上述弊端,克服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的不足,因此转售价格维持的认定应依据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在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下,转售价格维持应进行类型化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与垄断协议的两分法”是类型化认定的基本思路。在前一类型下,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交易相对人签订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寡头经营者共同从事的转售价格维持可能构成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在后一类型下,当协议的一方经营者构成横向垄断协议的组织者或实质帮助者时,转售价格维持构成横向垄断协议;实施协同行为的经营者的共同交易相对人可作为协同行为的组织者,此时转售价格维持构成协同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上下游经营者基于通谋达成的转售价格维持构成纵向垄断协议。

我国转售价格维持规制分析框架的构建

新修订实施的《反垄断法》未对我国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框架进行细化。美国和欧盟分析转售价格维持的标准已经朝着结构型方向发展,我国反垄断司法与执法实践才刚刚起步,欧美采取的结构型合理原则的分析模式值得借鉴。在完善“安全港”份额标准及明确抗辩层次的基础上,对于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应由原告举证证明该限制构成纵向垄断协议;一旦证明责任转移,则由被告举证其限制具有促进竞争效果;原告进而举证被告可采取更小限制市场竞争的方式;被告可基于《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安全港”制度及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主张豁免。

数字特许经营模式中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规制进路

单纯的纵向垄断协议,本身不存在竞争关系,也不可能损害竞争,因此各国反垄断法对于纯纵向垄断协议实际常怀宽容态度。但其中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作为非常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在各国竞争法的规定中多呈负面评价而被禁止。然而在特许经营模式中,该行为长期合法存在,目的在于维持其中可能产生的效率,这种情况在数字特许经营中更为常见。2022年新修订的《反垄断法》,对于其中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规定以及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都有大幅修改,明确提供了企业合理抗辩的理由并附加“安全港”规则,对于此后中国纵向垄断协议的行政执法、司法裁判以及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反垄断分析都有明显的态度转变,此次修订既关注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可能产生的创新和效率结果,尊重企业的效率抗辩,也着力避免企业借效率抗辩而规避反垄断法规制。

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研究——兼评“士卓曼案”

根据医药行业的经营模式,通常是由上游的少数寡头经营者批发给下游经销商和零售商,纵向垄断协议成为行业垄断的主要方式,而转售价格维持是惯用手段。本文论及的“士卓曼案”作为经营者对下游经销商和零售商转售价格维持,并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措施,强化该纵向垄断协议执行。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将转售价格维持置于垄断协议的分析框架内存在不妥,因为其同样可以充当滥用支配地位的手段。故以“士卓曼案”为例,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路径进行研究。

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研究——兼评“士卓曼案”

医药行业的经营模式,通常是由上游的少数寡头经营者批发给下游经销商和零售商,因此,纵向垄断协议成为行业垄断的主要方式,而转售价格维持是惯用手段。本文论及的“士卓曼案”即是经营者对下游经销商和零售商转售价格维持,并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措施,强化该纵向垄断协议执行。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将转售价格维持置于垄断协议的分析框架内存在不妥,因为其同样可以充当滥用支配地位的手段。故以“士卓曼案”为例,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路径进行研究。

平台经济促销模式中转售价格维持违法性认定研究

2022年通过的新《反垄断法》,着重强调了经营者不得滥用算法、技术与资本等优势排除和限制竞争。当前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各领域的头部企业逐步转向互联网平台并逐步呈现出垄断趋势,面对平台经济在转售价格维持方面是否涉及垄断,因理论论证不足,使司法实践与行政执法中规范标准不一致。本文首先探讨当前转售价格维持的研究现状与争议;其次着重以平台互联网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线上经销商与生产商模式、平台补贴模式与平台直销分类型探讨平台经济在转售价格维持条款中分别适用的原则;最后总结平台经济涉及转售价格维持的垄断问题解决,推动反垄断法高质量实施的制度体系建立。

跨期价格歧视与转售价格维持

跨期价格歧视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很多文献研究了垄断厂商实施跨期价格歧视的动因及条件问题.本文基于Salop模型,并假设消费者在评价价值和等待成本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分析了双寡头竞争的纵向市场结构下跨期价格歧视的问题.通过比较两种博弈的结果,得出在一定条件下"跨期价格歧视"博弈中生产商的利润大于"单一定价"博弈中生产商的利润,揭示出转售价格维持可以帮助生产商区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实施跨期价格歧视,获得高利润,而消费者遭受损失.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补充了跨期价格歧视和转售价格维持的理论,而且对于反垄断执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售价格维持下的渠道促销-价格决策、主导模式及福利

在生产商与零售商签订了含有转售价格维持条款的交易合同情形下,通过构建分销渠道博弈模型,求解3种主导模式下的均衡解,并进行促销-价格决策分析;探讨均衡主导模式、渠道效率、用户以及社会福利,并从产品定位、网络外部性和差异化主导模式3个角度进行模型拓展。结果表明:转售价格维持和用户忠诚度能提高知名生产商市场份额和利润,而差异化主导模式将影响转售价格维持的合法性;零售商通过促销普通产品能够降低利益损失,此时转售价格维持条款可能失效;当促销效率超过一定阈值时,零售商主导模式具有稳定性,对用户和社会最有利,但分销渠道效率最低;促销效率、产品定位差异以及网络外部性都是影响分销渠道主导模式的主要因素。

原则性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正确性及其实施改进

转售价格维持竞争效果认定的模棱两可给依反垄断法对其的恰当处置带来了挑战。美国的Leegin案确立的转售价格维持之合理原则的正当性是有限度的,图景误置暗藏着消解我国反垄断法制统一性的危机。我国《反垄断法》原则性禁止排除、限制竞争的转售价格维持绝不是立法错误,对其适用的难点在于分析方法构造。立足本土,我国需要对有关转售价格维持"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规范意义及其分析方法形成自觉理解和自主选择。对转售价格维持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的分析方法具备适合性,但其依据不是"原则禁止+例外豁免"下的逻辑推导。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陷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转售价格维持的抗辩体系和抗辩清单,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对转售价格维持执法案件的事后评估有助于执法政策优化和分析方法改进。

转售价格维持中的经销商服务理论:解释力与不足

转售价格维持被认为是为了克服"搭便车",促使销商提供产品的服务而实施的行为。但是,合理化转售价格维持的经销商服务理论无法在三个方面具有完全的解释力:首先,转售价格维持无法解释对服务需求小的商品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其次,在纵向限制的各种形式中,促使经销商提供服务并不一定要通过转售价格维持的形式;最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可能会抑制有效率的经销商通过降低价格获得更大回报的努力。因此,并不能通过经销商服务理论来绝对化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合理性。

反垄断法上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路径及标准

转售价格维持对市场竞争有利有弊。"本身违法规则"只关注转售价格维持的负面竞争效果,而忽略了其所产生的正面竞争效果,这既不利于准确评估其竞争效果,也容易造成反垄断法全面禁止该行为。"合理规则"则能有效克服这一缺陷,因而当今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大多采纳该规则,并构建出契合本国实际情况的转售价格维持规制法律制度。我国反垄断法既没有明确规制路径与方法,也没有建立具体考察标准,造成执法混乱与矛盾,不利于我国对转售价格维持的有效规制,亟需在法律上明确规制原则与路径,并建立相应考察标准。

转售价格维持可抗辩违法推定规则的证成——丽晶案及其后续发展的启示

我国反垄断立法及执法确立了转售价格维持可抗辩的违法推定规则。但是学界和法院却受到了美国丽晶案判决的影响而倾向于合理原则。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法院系统并未发展出一套如何具体适用合理原则的方法。反倒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了"天然可疑"的规制路径,司法部也提出了结构性合理原则,且前者已经在玖熙案中付诸实施了。两相比较,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路径更胜一筹,同时也契合了欧盟竞争法的可抗辩的违法推定规则。总之,我国现行的转售价格维持立法及执法大体上是合理的,也符合了国际趋势,应当继续坚持,进而可以借鉴"天然可疑"的规制路径进一步完善执法。

转售价格维持的合谋效应与反垄断执法政策

本文针对茅台、五粮液转售价格维持案,构建了转售价格维持促进合谋的理论模型,分析显示茅台、五粮液的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具有承诺维持高价和促进合谋协议实施的效应。这是企业之间默契合谋的机制,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禁止。中国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执法原则、效率抗辩配置、罚金水平确定依据等都需要改进。

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分析

对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传统反垄断法上强调其便利零售卡特尔以及生产商卡特尔等负面效果,因而长期适用本身违法规则。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Leegin案判决则改而采用合理规则,这对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第15条的实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但另一方面,合理规则的适用十分复杂,因而应当在进行合理性分析之前,先对相关市场的情况进行考察,以明确该行为是否符合产生反竞争效果的结构条件,对于不满足这些条件的行为,则认定其合法,而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合理性分析。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的案件的范围,简化合理规则的适用,并为经营者提供明确的指引。

转售价格维持的内在逻辑与立法修正

在形式合理的思维逻辑下解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不仅能够对当下本身违法的评价范式形成有力的反驳,而且能够完善现有的立法解释进路,为转售价格维持的合法性提供自由论证的空间。在这种思潮的延展线上立足于本土,我国更应选择在合理原则的牵引下,在现有执法模式的框架中,重塑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路径,搭建转售价格维持的抗辩体系,引入明确竞争效率认定的标准条款,完善《反垄断法》“公益效率+竞争效率”的豁免规定,以弥补反垄断理论的空缺,同时帮助执法机关按图索骥,对转售价格维持作出准确高效的判断分析。

判断竞争损害的消费者选择权益说驳论——《〈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第17条第2款引发的转售价格维持理论反思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转售价格维持(RPM)强迫某些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并导致他们不享受服务也要支付高价的不公平结果,因此应推定RPM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益并进而推定RPM损害竞争。然而,这一观点以不切实际的理想状态作为评判RPM的基准。大多数情况下,RPM都只不过是生产商用以处理搭便车、激励不兼容等商业经营障碍的正当手段而已,禁止生产商实施RPM根本不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选择自由和公平,反而会带来一系列商业问题。只有当生产商拥有实质性市场势力时,RPM才真正有可能损害消费者选择权益,充分的品牌间竞争足以保障消费者选择自由与公平目标的实现。但RPM的实施并不以生产商拥有实质性市场势力为前提。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推定RPM损害消费者选择权益。

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竞争影响分析

目前国内对于转售价格维持案件的处理在立法和经济学逻辑上均备受争议。本文介绍了转售价格维持的国内立法和案例现状,并且从企业实施转售价格维持的动机、转售价格维持对市场和消费者的影响,以及社会福利三方面分析了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对竞争的影响。笔者认为在鼓励新产品、新企业进入市场方面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有许多积极的影响。但同时,转售价格维持存在限制品牌内部、外部竞争,增加市场进入障碍,损害消费者利益等负面影响。

美国反垄断法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原则变迁与启示

2007年6月28日,Leegin案以合理原则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作出了判决,推翻了自1911年Dr.Miles案所确立的本身违法原则。然而,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适用原则的纷争并没有平息。剖析美国反垄断法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适用原则的变迁,无疑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

涨价型竞争损害的误读与澄清——以转售价格维持为视角

推定转售价格维持(RPM)竞争损害的一项重要理论支撑是,RPM导致涨价。论者得出这一结论时使用了多种价格基准。以完全竞争价格为基准,实质是要求生产商以边际成本定价。以个别经销商收取的实际市场价格为基准,实质是禁止生产商维护正当利益。以假如不实施RPM原本会出现的价格为基准,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此种涨价是RPM的本质所在和必然结果。以有效竞争状态下的价格为基准,要求在计算垄断涨价的过程中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福利要素具有多样性,涨价本身并不能证明福利损害;由于涨价既不是竞争损害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涨价也不能证明竞争损害。在美国公平贸易法实践提供的自然实验中,虽然观察到RPM导致涨价的表象,实质却是碎片化的实施体制导致的扭曲效应。论者论证RPM涨价时使用的相关数量或者使用数据的方式经常具有误导性。因此,RPM导致涨价不足以支持RPM推定损害竞争。同样,直接以价格效应证明其他竞争损害的做法也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