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司法中法律来源客观性研究

法律的来源存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次。基于客观性的探究,理论上,不同的法学流派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实践的表现没有理论上那么深不可测,法律来源的现实表现需要回应制度的诉求。在转型司法的语境之下,无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实践的操作,法律来源的客观性都应该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这就需要法律与公众的不断互动,缝合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缝隙,争取实现法律与社会的有效对接。以此,转型司法的法律来源客观性也就得以实现。

转型司法中事实认定的趋势与机制改造

法官在对证据进行评判、对事实进行认定的时候,应首先依据法律对证据制度的规定,严格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在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或者相关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官需要用自由心证作为补充,依靠理性和良心形成内心确认。根据案件的不同特点,对那些案情简单,标的额较小的案件规定为一审终审,将更多的司法资源用来审理标的额比较大的、疑难的案件,可以采取世界其他国家通行的做法,即三审终审制。

转型司法的困局——以清季陕西赵憘憘故杀胞弟二命案为例

清季陕西赵憘憘故杀胞弟二命案,正处于法政改革时期,面临着制度与法源的双重转型。从制度层面上看,清廷仿行宪政,进行官制改革,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修订法律馆脱离刑部,成为独立的修律机构。从法源层面上看,传统律典《大清律例》、过渡法典《大清现行刑律》和近代刑法《大清新刑律》草案赓续并存。围绕该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法部与大理院之间爆发激烈论争,修订法律馆亦参与其中。本文通过一手资料复原了部、院、馆之争的过程,展示转型时期法政和法学的复杂面相,探索近代中国司法转型蕴含的深刻机理。

转型中的司法改革与改革中的司法转型

社会的综合转型制约着司法改革的道路选择、进程和成效。我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通过司法改革的途径推动着我国的司法在理念、功能、目标、政策等方面的转型。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司法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

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大力发展导致了社会各主体法律意识的巨大变迁。其中司法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专政工具转变为民权保障;在审判方式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职权主义趋向于当事人主义;在对公正的追求方面表现为从重实体公正转变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

论苏俄初期司法的社会主义转型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随之建立。在苏俄政府初期进行的法制建设中,司法领域的制度构建尤为突出。在废除沙俄时期"旧司法"的同时,社会主义司法开始构建,法院体系中形成了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垂直一体化的检察机关和检察监督制度得以建立,社会主义诉讼原则被确立,诉讼制度也随诉讼立法的出台而逐渐确立,刑罚领域中从理论到制度都发生了转向。俄罗斯司法制度随着苏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转型,并成为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司法领域的代表。苏俄司法作为俄罗斯法制史、司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结合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给予客观评价。中国与苏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回顾苏俄司法的发展历程,对当下中国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具有时代意义。

数字时代的司法范式转型

现代司法范式经历了形式司法、实质司法、协商司法的形态演变,其演化动力来自于外部的社会条件变化,以及司法实践的内部反思。信息化背景下,现代司法范式面临三重挑战:一是双重空间对司法场域形成的冲击,二是平台治理对国家法律中心主义和司法至尊地位的消解,三是司法智能化的转型张力。数字时代,我们需要立足于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深度变革的客观因素,为司法价值注入数字正义的内涵,推动演绎逻辑与计算知识的融合运用,探索数据驱动型纠纷预防。

量刑研究 司法转型下的量刑探索与实践

(2019年第1辑·总第4辑)《量刑研究》是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集刊,以推动量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每年出版两辑,根据稿件特点,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比较研究、文本研究、历史研究等研究方法。本书为《量刑研究》的总第4辑。本辑设置理论前沿、专题研究、改革实践、研究综述四个栏目,收录10篇文章,内容涉及国内外关于量刑研究的最新理论与改革实践。

公众意愿与压力型司法——基于李昌奎案的延伸思考

在司法不断转型的场域中,基于公众对社会热点案件的期待和评价,形成了蕴含社会整体诉求的公众意愿。在政治裹挟、道德浸染及传媒误导等多重维度影响下,司法的独立审判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司法机关在多重压力夹击之下,有时候不得不做出妥协的判决,形成畸形的司法样态--压力型司法。要消解司法面临的压力,需要构建科学的司法理念,正确回应公众意愿,进而实现司法的独立审判。

论当代中国的司法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实现

司法民主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改革方向,这一方向的提出为我国司法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课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越来越多地受到以民意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与传统的专业司法模式相比较,司法民主无疑需要理顺民意的公众性和司法工作的专业性两大问题,那么从司法民主的理论探讨和现实规范两个维度讨论当前司法制度与现实就显得极为必要。

上海苏报案:中西司法的融汇与碰撞

因发生在清朝司法主权严重丧失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案件促使清朝统治者以西方法律为师,成了加速清末司法转型的里程碑事件。

司法转型中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机理

公报案例向指导性案例的程序性迈进是司法转型中国语境的微观镜像,也是社会转型期司法职业共同体为解决司法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紧张关系而作出的制度性回应。指导性案例生成的技术路径应是法律发现,而非法官造法,对其进行理性运作应遵循开放性进路,包括对案件开放、对方法开放和对社会开放。在指导性案例生成的程序性要件中,审判委员会作为决策机制的枢纽,是指导性真正走向权威性的组织保障,也是其主体自觉获得集体智慧的法治信任前提。

司法效果论——以社会转型期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司法功能观为视角

在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效果一直是社会各有关方面广泛关注的焦点。对于司法效果,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大多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角度来分析司法效果的,却很少对司法效果进行研究。并且由于人们在理解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时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如何选择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司法效果,对于实现最佳司法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社会转型期的司法功能与司法效果、能动主义司法功能观与司法效果,及克制主义司法功能观与司法效果,还有最佳司法效果的实现:司法能动与克制的平衡几个部分进行说明,进一步阐释以社会转型期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司法功能观为视角的司法效果论。

闻鸡起舞:2005年之中国政治

党员先进性教育 2005年初,"闻鸡起舞"的中国政治舞台听到唱白天下的第一声"鸡鸣"是"党员先进性教育".与此同时,鸡鸣天亮也使得那些腐败分子难以在见不得人的黑夜里"老鼠爱大米"--把反腐提到了与"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密切相关的高度,儆猴"的反腐行动,而不愿看到腐败分子"鸡鸣狗盗"的黑暗面.

现实、立法与地权的近代变迁——民国前期一起土地纠纷的时代启示

清末既已拉开中国法制转型的序幕,及至民国,法制近代化进程进入全面实践阶段。该时期尽管法律对民事审判的依据已有明确规定,但地方官在审理土地所有权纠纷时,有时却并不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裁判,而是动用国家权力对土地所有权法律关系的形成进行干预。这一司法现象的产生,并非因为承审法官法律素养的欠缺或枉法徇私,而是其面对地方土地与国家立法现状时,受当时立法理念与立法趋向影响而自由心证的结果,反映了中国法律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始过程中民法的粗疏、功能欠缺、发展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问题与社会问题。

论在线诉讼的功能定位

如何定位在线诉讼的功能,是建构与完善在线诉讼程序规则需要厘清的基石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功能等值论”,强调以线下诉讼为基准来定位在线诉讼的功能,这一方法论虽然有助于防范技术风险,但也对在线诉讼的功能发挥构成限制。事实上,在线诉讼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效率维度,而是呈现出多元化、递进式的功能面向,包括提升诉讼效益、调适个案公正与促进司法转型。同时,囿于在线诉讼对技术的高度依存性,其功能发挥存在一定的边界,不仅受限于技术固有的局限性,而且受制于司法和技术之间的张力。

法制变革年代的诉讼话语与知识变迁--从民国时期的诉讼指导用书切入

18世纪中叶以来为官方所禁的讼师秘本,在民国初期又重新被不少书局刊刻与销售,但是到1920年代以后,它们曾经一度恢复的市场,又为另一类新式诉讼指导用书所取代。这两类诉讼指导用书均是以传授撰状技巧、提供状式范本为主要内容,其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新式诉讼指导用书明确以法律适用为争点,强调据法争讼,而旧式讼师秘本则倾向于运用冤抑控诉的策略,注重以情动人。民国时期出版的诉讼指导用书所展示的示范性诉讼话语之微妙转变(道德话语衰落与法律话语兴起),同时在另一层面上反映了其时发生在司法场域中的知识转型。而这一切,都源自于近代法律教育所传播的专业知识,逐渐落实到司法场域参与人身上所引发的效应。透过这些看似细微的诉讼话语变迁,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1920年代以后中国司法所经历的艰难但深刻的现代转型。

人生就是一场实验——新政时期的州际贸易条款研究

在当下,州际贸易条款是联邦权力最丰富的来源。最高法院对这一条款的解释也经历了漫长的变迁,从先前的事务性质标准转向新政之后的'实质影响'标准,宪法解释标准变迁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司法知识模式从强调概念和逻辑的形式主义转向法律实用主义,联邦的贸易权力也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扩张,涵盖了所有实质影响到州际贸易的事务。1937年最高法院的关于州际贸易条款的宪法解释革命既是法院宪法立场的转向,实际上也是新政所推动的国家转型的必然结果。新政之后,尽管最高法院在贸易条款的解释立场上似有对司法节制的反动萌芽,但基本上对联邦贸易权力的扩张持肯定态度,而在当下越发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下,法院应当尽可能尊重联邦的贸易调控权。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riminal Justice

A high incidence of corruption cases is a conspicuous feature of China＇s present stage of social transition. Responding to the demands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has developed a unique set of investigativ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for handling of such cases, placing a high value on relying on the masses to find and act on cases of corruption and promptly adjusting its focus to the key areas of such crimes. It concentrates on enhancing investigative capac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nti-corruption criminal justice. These practices represent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of the government＇s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also faces some challenges in adjusting these procedures to accord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is is one of the aims of the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