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转型外交”再思考

2006年初,美国基于布什政府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的教训与经验,提出“转型外交”,意在加强外交手段在实施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但由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身份所决定的美国在动用武力方面的内在冲动,军事力量仍是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转型外交”实际上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也服务于以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取向。

布什政府转型外交评析

2006年初,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的转型外交,其实是美国朝野相当一部分人士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美国外交的变革的深层次思考的结果,它服务于新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服务于美国的民主改造战略,不会因为执政党的更迭轻易发生改变。作为美推行转型外交重要目标国,中国学者和相关部门应该对此开展持续研究并及早应对。

美国“转型外交”的战略指向与实质

从2006年起,美国实行"转型外交"。这种外交层管有很具体的内容和做法,但其战略目标却是构建美国全球霸权体系,战略价值是向全球推广"美式民主",地缘战略由欧洲转向了亚非拉。美国这种外交转型影响重大,对之应有充分的、深刻的认识,并积极应对,为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谐世界而奋斗。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从“文明力量”到“建构性力量”:德国外交战略转型及影响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的命题,德国外交战略转型进程由此开启。德国外交战略转型表明,德国开始从“文明力量”迈向基于现实政治的“建构性力量”,其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在角色定位方面,德国意欲担当欧洲安全保障者;二是在计划和目标方面,德国推动了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重新定向;三是在涵盖的议题方面,德国强调“综合安全观”。德国外交战略转型将在本国、欧盟及全球层面带来一系列影响,包括推动德国战略文化的调整、夯实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以及促使德国谋求成为国际秩序建构中的领导力量。面对国内克制力量的牵制、相关欧洲国家的疑虑及对美国的依赖,德国外交战略向“建构性力量”转型具有很大挑战性和局限性。

晚清首次赴欧美考察士大夫外交范式的转型——以蒲安臣使团副使志刚为例

1868年至1870年,蒲安臣使团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其间,副使志刚作为传统满清士大夫代表,在使团内部经历了从边缘地位到主导地位的重大转变。他的成长历程不仅仅是个人的外交成长,更是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员外交范式转变的缩影。从其视角切入,通过分析其外交观念、外交策略和国际认知,探究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员外交范式的转变。

“时代转折”中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命题。突破不向危机地区输送武器的禁令、扭转德国在防务支出上的“节俭”态势以及改变德国的俄罗斯政策等一系列动向,宣告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转型。德国外交战略转型既有外部环境变化方面的原因,也受德国国内政治力量转移的影响,其总体指向是大幅提升军事实力、实现联邦国防军现代化,以期在欧盟乃至国际秩序重塑中发挥领导作用。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面临国内民意支持存在变数、国防投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东欧国家疑惧等诸多挑战。

从“国防转型”到“转型外交”——演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作者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支柱———国防战略与外交战略———的角度,讨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含义。国防转型旨在打造一支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调整全球的均势部署,它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地缘战略压力;转型外交旨在用外交手段在关键地区和国家推行西方民主,以增强美国对世界的可统治性。国防转型和转型外交都是美国推行其国家安全战略时在手段上的变化,该战略目标本身并没有改变。美国的这种战略转型短期内对中国的压力会增大,但从中长期来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美国全球战略地位的下降。

美国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对地区关系的影响

美国公开提出“转型外交”前,已经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本文在简述美国“转型外交”核心思想和特点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的案例——棉兰驻外点,并从该驻外点的地理位置选择、规模、人员配备以及工作内容和方式上进行剖析,从中了解“转型外交”的运作概况,透视“转型外交”在亚洲进一步扩散和推广的基本路径和方式。美国在印尼推进“转型外交”,并对其寄予厚望,对地区事务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外交正孕育一场重大转型

当代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也开始进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孕育着一次重要的转型。中国转型外交的主要目的旨在顺应时代潮流，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提升外交工作的效率，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外交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中国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领导人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看作是中国实力提升后所必须承担的大国责任。中国只承担与自身国力及国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无意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地区冲突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为重点,集中表现在为解决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的"中国倡议"。从传统及现实的角度分析,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将成为中国外交转型的方向。它改变了中国外交的行为方式,使中国外交更加遵守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社会;更加自主、自信,更多独立提出解决方案;也催生了国内其他职能部门承担相应对外交往使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和平发展战略与中国外交转型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时代潮流和中国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同时也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在"和平发展"战略指导下,近年来中国外交在外交理念、外交方式、外交布局、外交内容、外交策略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中国外交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

俄罗斯外交转型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2012年以来,内部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普京重新当选总统等因素促使俄罗斯外交出现转型,乌克兰危机则加速了这一转型进程。本文分析了俄罗斯外交转型的传统背景和现实原因,认为此次转型背后有一个必然和偶然变量累积的过程。俄罗斯对欧亚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国家软实力和国家认同建设领域都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不仅注重围绕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改变外交政策,也通过改变公共外交方略和整合国内政治认同来影响外交工作的绩效。这些转型特点不仅体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所具有的连续性和渐变性,也对中俄关系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两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出现利益、观念和政策的冲突,但这种挑战并不能埋没中俄采取适当方式将矛盾化为机遇、进一步提升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社会资本与外交转型:嵌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国崛起之路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网格状世界"之中考察中国外交转型,需要具备一种关系性思维,将"联结"本身视为一种比权力更加重要的战略性外交资源。当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外部的战略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传统外交渠道与新型网络共同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实力支撑。长远而言,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提升在关系网络中汲取、动员外交资源的能力。在东亚地区,评估中国蕴含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从宏观—微观、结构—认知维度明确中国外交的进取方向。新时期的外交改革需要致力于将信息、信任与信念深植全球体系,立足社会性连带,构成可持续性战略崛起。

“越境打击”索马里海盗与中国外交转型

近年来,国际关系中一种名为"越境打击"的军事行动,频繁在各种媒体中出现,"越境打击"行动有别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分为国际合作下的获得授权的合法"越境打击"和单边主义的未获授权的非法"越境打击"。中国派遣海军护航编队赴索马里海域反击海盗的护航活动,就是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合法"越境打击",这体现了中国新外交思维对于主权、内政、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合作的新思想,是中国外交转型的一个缩影,对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

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1949 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

2012-2014年，中国外交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大了在钓鱼岛和南海等涉及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上的维权力度，并提出“一带一路”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际倡议。2012-2014年中国外交战略原则从韬光养晦转型取得的成果说明转型是正确的选择。这次外交转型，建立在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世界大国，与美国的绝对实力差距加快缩小的基础上。今后几年，国际格局将是两极化趋势，中美综合国力差距将继续缩小，但中国综合国力弱于美国将仍是现实。这意味，今后几年中国对外战略的性质要定位于崛起战略而非世界主导战略，战略目标和策略要符合世界第二大国的实力地位而非世界第一大国。

南海冲突呼唤我国外交转型

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共识,国家早已确定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和手段。同样,中国外交也需要转型。事实上,这些年来,为了应对中国内部的需要和外部的挑战,中国外交已经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还很不够,难以适应世界新变化,

中国外交转型的政治考量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外生压力,中国外交的得失则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在驱动。中国外交应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实现外交转型,由陆向外交延伸至海向外交,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发展海洋周边的外交关系,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既要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思维,又要有立体、多元、跨时空的视角,转变观念,担当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