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时空演变分析

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对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指数进行测度并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从时序上看,全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指数变化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从空间上看,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地理相邻对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文章采用了空间β收敛模型对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收敛趋势进行评价,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空间绝对β收敛和空间条件β收敛显著。

腐败程度的主观测量方法与评析——以贝塔斯曼转型指数为例

腐败程度的测量在评价腐败治理成效及开展高质量实证研究方面处于基础性地位。目前,腐败程度测量方法主要有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两类方法,主观测量法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透明国际发布的国家清廉指数。探究国家清廉指数的腐败程度测量流程,分析其局限性及缘何失准的原因,对腐败测量方法的革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贝塔斯曼转型指数是国家清廉指数的重要数据来源之一,其主要通过国家评估、初审、区域审查、不同区域互查、校对五项步骤及两项具体腐败测量题目,以十分制形式及“民主”“治理”两个维度分别测评腐败预防程度与惩治程度,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但该指数因专家选择偏差、存在西方价值观偏向等问题而一直存在局限性与测量失准风险,因此,应当通过更新腐败测量方法、提高评分专家代表性等方式提高腐败程度主观测量法的测量质量。

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绿色低碳利用转型指数构建及分区

探究耕地绿色低碳转型方法与对策对于解决耕地环境本底问题,助推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建立耕地绿色低碳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基于“现状-目标”对比分析,构建耕地绿色低碳利用转型指数,划分耕地绿色低碳利用转型管控区,提出相应管控路径,并以粮食主产区171个地级市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间,粮食主产区耕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趋升,呈北高南低态势;2)预测2030年耕地绿色低碳水平会有所提高,但区域间增幅差异明显;3)降污减碳严控区、管控区、防护区和防污固碳保护区各占粮食主产区的9.36%、39.77%、10.52%和40.35%,主要分布在南部、中南部、山东省烟台市及东部沿海、内蒙古以及四川省等市;结合各区社会经济条件,提出相应强化耕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创新耕地固碳减排技术、加强落实生产绿色低碳实践及建立耕地碳汇系统的差别化绿色低碳转型导向建议。研究结果对于拓展耕地绿色低碳利用转型理论与方法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也可为探索耕地绿色低碳转型路径,提出差别化管控建议,推动耕地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绿色转型提供决策支持。

农村社会转型指数:衡量城乡差距——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理念(上)

文章从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国际上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回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自2001年为应对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而提出"教育促进农村社会转型"这一理念以来的主要进展;并在梳理目前已有的衡量农村发展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转型指数的方法论体系,用以衡量城乡居民在整体幸福感方面的差异和差距。

农村社会转型指数:衡量城乡差距——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理念(下)

文章从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国际上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回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自2001年为应对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而提出"教育促进农村社会转型"这一理念以来的主要进展;并在梳理目前已有的衡量农村发展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转型指数的方法论体系,用以衡量城乡居民在整体幸福感方面的差异和差距。

疫情冲击下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

为了解疫情下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况,依据研究目标构建指标体系、设计调研问题,依据熵值法逐级赋权,得到疫情下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与疫情影响指数;利用中心聚类算法将外贸企业分为三种类型,进而依据马氏距离建立识别函数,对外贸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模式识别。研究发现,疫情对外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显著,极大地促进了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疫情下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的总体分布与各类型企业的指数分布比较接近,但是分级指标的分布有一些差异。最后,分别对各种类型的外贸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决策建议,以期为外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助力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指数的构建与应用

从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生态文明3个方面力求构建科学合理的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指数,从而能简洁明了的评定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的水平。

中国服装行业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

为了研究中国服装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转型程度,文章以中国服装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技术变革能力、组织变革能力和业务变革能力3个维度建立了服装行业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对中国24家服装行业上市企业2018—2021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权重分析结果表明,业务变革能力权重为0.365,对中国服装行业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最大。数字化转型指数表明,超过50%的样本企业数字化程度有所提升;2018—2021年的数字化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288、0.292、0.333和0.336,整体取得一定进展,但程度较低。最后基于企业层面,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原因并给出相关建议。

农民转型理论的构建及实证分析

农民转型理论传承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资本理论及产业组织理论。本文基于我国工业化的实践,构造了描述农民转型的量化指标,并以资本劳动比、科技支出、教文卫支出及市场化指数四项因素对其进行解释。结论表明,资本劳动比对农民转型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地区间来比较,资本密集型工业模式不利于农民转型;而市场化指数与农民转型成高度正向关系,农民转型与市场化改革密不可分。

中国绿色经济转型评价及驱动因素研究

新发展阶段绿色经济转型是应对环境气候变化问题、提高资源效率及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通过回顾国内外有关绿色经济转型评估的研究,从经济包容发展、环境资源质量、绿色转型潜力三个纬度,提出绿色经济转型评价理论,构建绿色经济转型指数的核心指标体系,并估算了2000—2016年中国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经济转型指数,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绿色转型潜力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绿色经济转型水平区域特征明显,绝大部分地区绿色转型水平呈提高态势,各地区绿色转型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性对转型水平影响是巨大的;提升绿色经济转型动能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绿色创新、吸引外资水平以及公众的绿色环保认知。提出关注地区绿色转型“短板”要素;重视环境资源质量;强调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等政策建议。

浙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浙江经济发展转型指数,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协整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浙江金融业(银行、证券和保险)对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得出金融业对经济发展转型的总支持力度很小,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转型不利,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则有利于经济发展转型的结论。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桂滇黔制造业结构优化研究

数字化是推动商业银行转型的重要方向,是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手段,对特定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工业制造业结构优化有较大影响。通过构建省际层面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分析西南三省(区)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区域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了区域制造业结构的优化,但最终效果受区域金融改革、经济发展基础、消费和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优化西南三省(区)的制造业结构,关键是结合发展阶段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并提升服务能力,通过综合施策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大小兴安岭国有林区转型发展进程评价

文章构建了转型发展进程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和转型发展指数,基于2000-2014年大小兴安岭国有林区的相关统计数据,从纵向的角度对大小兴安岭国有林区转型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具体剖析了林区社会、经济及生态各层面的转型进展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在2000-2014年期间,大小兴安岭国有林区转型发展总体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经济、社会、生态各领域的转型发展尚不协调,且各领域的转型发展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中经济领域的转型最好,生态领域的转型最差。建议今后要从经济结构优化水平、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等方面加大林区的转型力度。

中国绿色转型测度与绿色消费贡献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性绿色转型指标和指数体系,测度了中国2004—2018年绿色转型进展。从计算结果看,2004—2008年,绿色转型指数逐年大幅提高;2009—2015年,绿色转型指数上升趋势减缓;2016年以来,绿色转型指数出现略微下降,其中,生产领域绿色转型指数的增大对整体绿色转型程度的提高起着关键支撑作用,但生产领域绿色转型增速开始放缓,消费领域绿色转型指数下滑趋势明显。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绿色转型,针对消费领域亟待构建形成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强化绿色消费激励约束机制,使得绿色消费成为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新抓手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长三角地区转型发展的进程评价

为全面认识长三角地区近年来转型发展的进展情况,文章依据现代化的发展诉求,构建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两个评价指标:转型发展水平和转型发展指数,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长三角转型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横向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的转型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尤其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方面;纵向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转型发展总体呈现良好的变化趋势,但是各领域的转型尚不够协调,主要是经济增长效益与经济结构优化进展较慢,今后需要加大转型力度。

合肥城市转型发展水平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转型发展指数和熵值赋权,对合肥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三方面进行系统测度,并与长江中下游主要城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合肥城市转型发展虽总体上处于较落后水平,尤其是社会转型水平较低,但经济转型和生态转型已接近该区域中等水平。为加快合肥城市转型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提出了如下建议:加大经济转型力度,优化经济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合肥科教资源优势;实施节能减排战略,重视生态保护;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契机,推进开放型经济跨越式发展。

上海经济转型升级分析与思考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转型升级指标体系,对全国各省市转型发展情况进行评价。2012年,上海"经济转型升级指数"为78.1,较2010年提高4.6点,继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31个省市"经济转型升级指数"整体呈"金字塔型"分布,上海处于塔顶位置。

金融科技发展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动力机制的假说与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构建了外部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商业银行视角的数字化转型动力机制模型。基于131家商业银行2011—2020年的年报数据,本文创建了商业银行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本文研究发现:外部金融科技发展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水平,存在商业银行利用外部金融科技发展成果降低经营可变成本,从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部金融科技发展对盈利能力较弱的商业银行边际影响更大;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外部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本文建议完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和应用环境,引导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实际推进数字化转型,同时前瞻性地做好商业银行数字化经营的有效监管。

中国政策性银行国家补贴依赖程度测算--兼论其商业化转型条件

测算政策性银行对国家补贴的依赖程度不仅能真实反映其经营成果,也为其商业化转型提供了量化的判断依据。本文以机会成本为基础,将国家信用担保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金视为国家对政策性银行的隐形补贴,测算了政策性银行对国家补贴的依赖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国家开发银行虽已转型,但对国家补贴仍有较高的依赖程度,建议适当延长过渡期;进出口银行对国家补贴的依赖已经消失,可以考虑鼓励其商业化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使命还较为艰巨,对国家补贴的依赖程度较高,自身尚不具备商业化运营的条件。

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与阶段评估

本文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既有指标和创新指标于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展转型指数,并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08年间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进行了评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