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贫困目标下深度贫困财政减贫路径研究

2020年2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指出,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即中国日后脱贫攻坚战的重心将转向相对贫困。其中深度贫困问题被列为我国今年要重点攻克的堡垒。这表明,深度贫困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关系到在贫困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在解决好长期以来整体性区域性的绝对贫困问题之后,能否及时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贫困治理转型中社会工作参与普惠金融的作为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将会出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整体区域性反贫困向以个体和家庭为主体的精细化反贫困转变,从解决生存问题的绝对贫困治理向解决发展问题的相对贫困治理转变,从减缓贫困向预防贫困转变,从脱贫攻坚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系统性任务转变。这些转变对我国贫困治理以及普惠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普惠金融在以往的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和瓶颈,深刻制约了其反贫困实效。因此,要想提升普惠金融的反贫困效能,需要将金融服务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社会服务,因其在价值追求、理论视野和方法技巧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可以在推进普惠金融反贫困中发挥一系列重要作用,如测量评估和精准识别服务对象,提升金融能力与素养,增强农民人力资本,协助开发针对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

转型贫困视角下的深度贫困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为例

有效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前提是系统认知和深刻把握深度贫困的核心致贫机制与贫困内涵。基于相关研究和对深度贫困村的实地调查,本文提出了转型贫困的概念,因经济社会转型困境引发的贫困即为转型贫困。转型贫困是理解深度贫困的重要视角,转型贫困意味着深度贫困具有动态性、结构转型性和相对长期性的特征。实地调查发现,转型贫困至少表现为生计结构、消费结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转型困境所引发的贫困问题。转型贫困的本质是深度贫困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无法与现代性的市场伦理与商业伦理进行有效衔接。转型贫困要求我们要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贫工作规划,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精细化创新,以文化扶贫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以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改善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全面转型,加大深度贫困村贫困问题综合治理力度。总体上看,推进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转型发展是实现深度贫困村贫困治理的关键路径。

论中国农村贫困的转型及其对精准扶贫的挑战

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出现了明显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具有四方面的内涵:贫困人口构成主体上的相对贫困性,贫困生成上的结构性,贫困内涵上的消费性和贫困治理上的复杂性。农村贫困转型的出现给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扶贫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诸如贫困人口识别、精英俘获、贫困人口参与贫困项目积极性不高和贫困治理能力不足等。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做好四方面的工作:切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同步实施"造血"与"输血"扶贫,做好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并引导其消费,优化贫困治理结构。只有在扶贫工作中做好对中国农村贫困转型的应对,我们的扶贫工作才能够更好地得以发展。

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研究述评

本文基于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视角,在“过程-互动-行动”研究框架下,统计分析19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文献数量和内容演变情况,论述了研究分布与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救助政策密切相关。在综合述评每类研究的主要观点基础上,论文指出目前研究存在几方面问题:缺少贫困阶层社会空间研究,缺少与城市发展、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研究,缺少对贫困阶层需求和空间资源公平配置的研究,并探讨对未来城市研究的启示。

动态管理:贫困转型和贫困识别的现实反思与展望

精准扶贫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扶贫策略的新创举。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得益于制度安排释放出的发展动力。通过耙梳贫困转型及贫困标准的理论演进,剖析诱致农村收入型贫困转向支出型贫困的根柢机理。贫困转型背景下检视贫困识别的现实困境,倡导定制适切性更高的贫困标准、差别化运作地方贫困标准、科学化核算农民收入、动态化识别贫困人口,构建动态管理机制,屏蔽贫困人口漏出、进退识别偏差、扶贫资源浪费、脱贫成效波动等乱象。

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从“转型性贫困者”的形成看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及个体适应性问题

俄罗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转型性贫困者",相对于转型前的贫困者可简称其"新贫"。这一群体不但成份特殊而且人数众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原苏联时期属于中产阶级核心群体的知识分子、国家公职人员和骨干技术工人。"新贫"的出现,使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改革初期一度达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从"新贫"的社会职业以及生活特征来看,他们属于相对贫困或者说是边缘贫困。这一群体的产生反映了俄罗斯转型期制度体系中的深层问题,其中分配制度不公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保障措施缺失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这一群体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一群体本身也存在着没有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等一些属于个体方面的致贫因素。

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战略转型研究

2020年,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但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相对贫困治理是今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新命题。推动贫困治理战略的转型和适应性创新,必须依据相对贫困的特征和扶贫形势的变化,树立多维的相对贫困治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统筹城乡的相对贫困治理体制以及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中国城市“转型型贫困”及其治理

中国城市的新贫困是一种转型型贫困,它基于社会基本制度转型而产生,包括经济结构转型、福利制度转型、身份制度转型等方面。由于包括单位体制及户籍制度的彻底消除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转型型贫困现象作为一种结构性贫困现象,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改变。只有从建立平等化收入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掘民间力量和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城市经济均衡化发展等多方面入手,设计并实施与现实条件相契合的反贫困对策,才能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扩大,维护城市社会的稳定。

社会转型期贫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索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期间,随着高校招生、收费和就业等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加之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等原因,高校出现了不少的贫困生。贫困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被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特殊角色上。

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转型将呈现四大特点

2020年后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因,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出现转型,呈现出若干新特点:一是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转型。2020年将实现全部脱贫,持续发展成为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准则。二是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质量,消费的即时性和非理性问题凸显。三是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转型。

评介《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0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城镇贫困与反贫困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对于目前的中国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价值。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全面小康后中国相对贫困与贫困治理研究

2020年底,精准扶贫目标即将实现,中国将进入到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贫困并不会彻底消除,而会以新的形式呈现,特别是地域分布和人群分布都会呈现新的趋势,这需要实现扶贫工作的两个转变,即从超常规扶贫转变为常规的扶贫、从关注绝对贫困转变为关注相对贫困,扶贫的目标也不再仅仅是温饱问题,更是要推动社会平等和社会包容。但是这一转变还需要一个实现过程,“十四五”期间,首要任务是巩固精准脱贫的成果,同时逐步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努力在5年的时间里实现扶贫战略的转型。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精神贫困为特征的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韧性和迁移性导致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发生转型,出现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一维贫困向多维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等六大特征。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和贫困成因的多源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大了贫困治理难度,产生了新的贫困治理诉求。贫困治理需要围绕"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的治理重心,以"攻心"为上,克服贫困治理碎片化、重塑整体性治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摒弃运动式治理、建立制度性治理体系,实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轮驱动,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动态识别标准,出台"贫困治理法",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企业在贫困治理中的潜力,发掘贫困者内在的正能量,克服"穷人心态",扩展相对贫困者"带宽",矫正个体失灵,消除代际贫困,实现贫困的最优化治理。

城市贫困与构建和谐社会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城市贫困现象开始凸现,贫困人群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能力,由此引发的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以及对社会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笔者认为:政府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从完善和创新相关制度上逐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新型贫困的空间聚集化及其治理

吴克领撰文：《社会转型与城市新型贫困的空间聚集化》指出，城市新型贫困是一种结构性贫困而非个体性贫困，产生于90年代以来的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调整和改革的社会转型期。催生新型贫困的原因有三：一是单位社会向社区制的转变。

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

由于农村贫困人口生计的脆弱性、兜底保障的有限覆盖率以及贫困线的可能的变动性,2020年现有扶贫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终结。随着长期困扰中国农村原发性绝对贫困的消失,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届时转型贫困群体和潜在贫困群体将会成为扶贫工作新的目标群体,并呈现出新的特征。为此我们需要加大推进城乡一体化和扶贫开发与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以及发育新的综合性贫困治理机制和贫困治理结构。

精准扶贫:背景、要义及其结构性困境——基于甘肃个案的调研

结构性贫困与贫困转型的出现,扶贫瞄准单元的转换和贫困人口分布的分散化等都是导致精准扶贫政策出台的重要动因。基于甘肃精准扶贫方案的分析,我们看到,精准扶贫的要义乃是要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与致贫原因定位,扶贫工作精准统分结合,扶贫方式与目标的精准确立和扶贫人、事和物的精准管理。精准扶贫的制度设计具有系统科学性,但其实践仍然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即扶贫精准性与贫困分散性、村庄社会结构与扶贫制度结构、扶贫项目与贫困人口脱贫能力、贫困内涵多元化与精准扶贫的有限内涵以及财政困境与扶贫资金地方配套之间的内在矛盾。要取得精准扶贫的更好成效,就需要将其面临的结构困境融入精准扶贫的制度设计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